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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向外国的钟表商定制部件，然后回国组装起来的。
这个密码机，再配合多变的秘钥，想要暴力破解它，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时代里，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人民党自然也从李谦这里得到了这个东西，然后，佐尔格自然也见到这个东西了，然后，作为王牌间谍的佐尔格自然立刻发现了这东西的意义，然后这东西就作为样品出现在了苏联内务部那里。
苏联内务部在对这台机器进行了研究之后，对它的设计赞不绝口，同时也立刻想起了他们在对德国的电台的监听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难题。
从1926年开始，苏联内务部的监听部门就经常能监听到很多的来自德国的毫无规律，不知所云的信息——从那个时候起，德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恩尼格玛密码机了。此后的这些年，内务部针对这种新的密码进行了不少研究，但是却没有什么结果。
如今拿到这个来自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之后，苏联内务部的人却惊讶的发现，利用这台机器编织出来的密码，好像也具有德国人的密码类似的特征，同样毫无规律，几乎不可解读。更要命的是，即使拿到了密码机的样本，只要更换秘钥，这台密码机编织出来的密码依旧是非常难以甚至是几乎不可能被破译的。至少列宁格勒的那些数学家们暂时还没找到办法。不过他们还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这些年来，联合研究所在他们自己的中文期刊《求索》上面，发表了很多的关于密码学的论文——真是该死，和其他论文不一样，这些论文并不附带法语或者德语版本，而一般的汉语翻译根本无法有效翻译这种专业论文，弄得我们都恨不得要自己学中文了——如果说，在如今的世界上，有谁能最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定是李谦先生了。如果可能，向他请教，或者往联合研究所派出留学生，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
苏联内务部的人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他们立刻就找到在苏联学习工作的李强，向他了解就密码学方面的知识邀请李谦访问苏联，或者向联合研究院派出留学生的可能。
“李谦先生虽然不是人民党员，但是确实我们人民党的朋友，而且是最值得信任的朋友——可以再战斗中将后背交给他的那种。他了解马克思主义，对革命持支持态度。对苏联的事业也非常支持，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愿意提供这样的帮助的，只不过……”
“不过什么？”内务部派来的那个小个子问道。
“最好是让苏联科学院出面，而不是通过共产国际。”李强说，“李谦先生对共产国际的人有些看法。”
“这是怎么回事？”内务部的那个小个子问道。
“李谦先生认为，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干部，而不是中国人民党的干部犯下了右倾主义的错误。”李谦回答道，“他认为，如果不是鲍罗廷等人一力将常凯申这样的野心家扶植起来，就不会有这样的失败。您知道，在27年的失败中，人民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牺牲的不少人都曾经是李谦先生的好朋友。所以李谦先生可能有些迁怒共产国际了，他甚至说，共产国际里面有一大群机会主义分子。”
“啊，他觉得共产国际当中有一大群右倾投降主义的机会主义分子？”
“不，”李强道，“李谦先生是认为，共产国际中有一大群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他觉得他们是最坏的那种机会主义分子——懒惰的，总是想要偷懒走捷径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要是觉得右倾一下，能走捷径，他们就会右倾；他们要是觉得左倾一下能偷懒，他们就会左倾。”
说别的，内务部的小个子倒还不是特别有感觉，但是一说到偷懒，那他可就立刻有了精神。为啥？内务部的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全称是什么？那不就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吗？和懒虫作斗争，那可是他们的老本行了。
“啊，偷懒呀。这倒是非常可能。”内务部的那个小个子眯起眼睛来笑道，“无论我们工作得多么努力，各种机关里面，还是总能有一大堆的能偷懒就会尽一切办法偷懒的懒虫。”
所以最终，苏联方面是通过大使馆，（在1932年底的时候，KMT政府和苏联正式复交）而不是共产国际，派出人员和李谦联系，并且向他发出了讲学的邀请。
是通过向外国的钟表商定制部件，然后回国组装起来的。
这个密码机，再配合多变的秘钥，想要暴力破解它，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时代里，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人民党自然也从李谦这里得到了这个东西，然后，佐尔格自然也见到这个东西了，然后，作为王牌间谍的佐尔格自然立刻发现了这东西的意义，然后这东西就作为样品出现在了苏联内务部那里。
苏联内务部在对这台机器进行了研究之后，对它的设计赞不绝口，同时也立刻想起了他们在对德国的电台的监听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难题。
从1926年开始，苏联内务部的监听部门就经常能监听到很多的来自德国的毫无规律，不知所云的信息——从那个时候起，德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恩尼格玛密码机了。此后的这些年，内务部针对这种新的密码进行了不少研究，但是却没有什么结果。
如今拿到这个来自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之后，苏联内务部的人却惊讶的发现，利用这台机器编织出来的密码，好像也具有德国人的密码类似的特征，同样毫无规律，几乎不可解读。更要命的是，即使拿到了密码机的样本，只要更换秘钥，这台密码机编织出来的密码依旧是非常难以甚至是几乎不可能被破译的。至少列宁格勒的那些数学家们暂时还没找到办法。不过他们还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这些年来，联合研究所在他们自己的中文期刊《求索》上面，发表了很多的关于密码学的论文——真是该死，和其他论文不一样，这些论文并不附带法语或者德语版本，而一般的汉语翻译根本无法有效翻译这种专业论文，弄得我们都恨不得要自己学中文了——如果说，在如今的世界上，有谁能最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定是李谦先生了。如果可能，向他请教，或者往联合研究所派出留学生，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
苏联内务部的人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他们立刻就找到在苏联学习工作的李强，向他了解就密码学方面的知识邀请李谦访问苏联，或者向联合研究院派出留学生的可能。
“李谦先生虽然不是人民党员，但是确实我们人民党的朋友，而且是最值得信任的朋友——可以再战斗中将后背交给他的那种。他了解马克思主义，对革命持支持态度。对苏联的事业也非常支持，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愿意提供这样的帮助的，只不过……”
“不过什么？”内务部派来的那个小个子问道。
“最好是让苏联科学院出面，而不是通过共产国际。”李强说，“李谦先生对共产国际的人有些看法。”
“这是怎么回事？”内务部的那个小个子问道。
“李谦先生认为，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干部，而不是中国人民党的干部犯下了右倾主义的错误。”李谦回答道，“他认为，如果不是鲍罗廷等人一力将常凯申这样的野心家扶植起来，就不会有这样的失败。您知道，在27年的失败中，人民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牺牲的不少人都曾经是李谦先生的好朋友。所以李谦先生可能有些迁怒共产国际了，他甚至说，共产国际里面有一大群机会主义分子。”
“啊，他觉得共产国际当中有一大群右倾投降主义的机会主义分子？”
“不，”李强道，“李谦先生是认为，共产国际中有一大群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他觉得他们是最坏的那种机会主义分子——懒惰的，总是想要偷懒走捷径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要是觉得右倾一下，能走捷径，他们就会右倾；他们要是觉得左倾一下能偷懒，他们就会左倾。”
说别的，内务部的小个子倒还不是特别有感觉，但是一说到偷懒，那他可就立刻有了精神。为啥？内务部的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全称是什么？那不就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吗？和懒虫作斗争，那可是他们的老本行了。
“啊，偷懒呀。这倒是非常可能。”内务部的那个小个子眯起眼睛来笑道，“无论我们工作得多么努力，各种机关里面，还是总能有一大堆的能偷懒就会尽一切办法偷懒的懒虫。”
所以最终，苏联方面是通过大使馆，（在1932年底的时候，KMT政府和苏联正式复交）而不是共产国际，派出人员和李谦联系，并且向他发出了讲学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