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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杆枪，都能有十多颗子弹打了。不像以前，齐射三发，我们就必须冲锋或者撤退了。但是伍豪，你也在黄埔待过，你也应该知道，进攻城市的消耗有多大。当年北伐的时候……”
这个事情伍豪也是清楚的，进攻城市的消耗，可不是在山沟里面打伏击能比的。而且现在KMT正集中了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围剿，整个苏区，都在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应对这次围剿。在经历了三次围剿之后，苏区的经济就已经遭受了相当大的破坏了，备战本身也是对经济的消耗，然后还要执行中央的新指示……哪怕只是佯动牵制，那也是要消耗人力物力的呀。
“中央总是有整体的考虑的。”伍豪说，“我们作为党员，必须要注重大局，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意识，必要的时候，也要有为大局牺牲的意识。”
这并不是空话或者口号，这也是人民党一直以来的坚持。在人民党这里，是决不能容忍枪指挥党的。决不能容忍个别的小山头不服从全局的。也许党中央在很多时候都会做出不正确的决定，但是能坚决地服从中央，决不允许内部出现独立的小山头，却正是人民党不同于KMT，以及最终能战胜KMT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时代的各个苏区，以及后来的各个根据地，在经济上都是相当的独立的。依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人民党的军队实际上更容易出现各自占山为王的军阀状态。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就算中原野战军打光了，其他野战军照样也能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大局观，没有“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就不会有最后的胜利。
1933年一月底，常凯申按照计划，亲自兼任“江西剿总总司令”，坐镇南昌，开始准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央红军刚刚完成了配合上海罢工的佯动。
在到达南昌后，常凯申接到了一份电报，然后就非常高兴地下命令给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站记功，并且奖励大洋五百，以表彰他们在粉碎乱党在上海发动总罢工和叛乱的时候立下的功勋。
其实中统在这个时候，真没干什么高难度的事情，主要是人民党的地下工作者自己一个一个的主动地冒了出来。要组织大罢工，总工会就不可能再秘密工作了；总工会一开始动作——这样大的动作，中统怎么会看不到呢？即使是蓝衣社，不过不是刚刚出了那档子事，那也是能“立功”的呀。
中统的工作变得格外简单，因为他们只要抓住带领罢工的人就行了，而带领罢工的工人代表是没办法潜伏着的，他们是必须公开行动的。结果……中统一下子就立下了“大功”。
中统一家伙就抓了几百人，这些人都是罢工的领导者，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人民党人。剩下的，也都是和人民党有联系的人。被捕的人一旦多了，你就很难保证这里面没有变节者。尤其是中统在刑讯手段上比蓝衣社高明多了的情况下。中统在引入电刑的时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们平时练手的时候也多，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技术水平也普遍提高了，于是一些顶不住的人便变节了。
另一方面，因为抓进去的人多了，所以整个人民党的危机管理体系也遇上了大麻烦。在常规情况下，有一两个人被捕，那么和他有联系的人就可以立刻转移。如果被捕者没有暴露，那党组织还能想办法来加以救援。但是这一次，一家伙被抓进去这么多人，如果要转移，整个的党组织都要转移，甚至于因为被抓进去的人太多了，到底哪些人被抓进去了，组织上都弄不清楚。连这个都弄不清，那转移和营救就都无从谈起了。
结果呢，自然是叛徒一旦出现，很多时候，中统的家伙就能顺藤摸瓜地抓到更多的人。然后整个上海的党组织就都乱成了一团。就连专门负责和李谦联络的李介生同志都差一点被抓住，不得不紧急转移了。紧急得甚至都来不及通知李谦一声。
事实上不仅仅是李介生同志紧急转移了，整个党中央都必须紧急转移了。如果不是现在KMT军队正在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封锁严密；同时如今正是枯水季节，进入中央苏区的水下安全通道也暂时无法使用，所以他们暂时只能躲到乡下去，暂时还无法前往中央苏区。
一杆枪，都能有十多颗子弹打了。不像以前，齐射三发，我们就必须冲锋或者撤退了。但是伍豪，你也在黄埔待过，你也应该知道，进攻城市的消耗有多大。当年北伐的时候……”
这个事情伍豪也是清楚的，进攻城市的消耗，可不是在山沟里面打伏击能比的。而且现在KMT正集中了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围剿，整个苏区，都在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应对这次围剿。在经历了三次围剿之后，苏区的经济就已经遭受了相当大的破坏了，备战本身也是对经济的消耗，然后还要执行中央的新指示……哪怕只是佯动牵制，那也是要消耗人力物力的呀。
“中央总是有整体的考虑的。”伍豪说，“我们作为党员，必须要注重大局，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意识，必要的时候，也要有为大局牺牲的意识。”
这并不是空话或者口号，这也是人民党一直以来的坚持。在人民党这里，是决不能容忍枪指挥党的。决不能容忍个别的小山头不服从全局的。也许党中央在很多时候都会做出不正确的决定，但是能坚决地服从中央，决不允许内部出现独立的小山头，却正是人民党不同于KMT，以及最终能战胜KMT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时代的各个苏区，以及后来的各个根据地，在经济上都是相当的独立的。依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人民党的军队实际上更容易出现各自占山为王的军阀状态。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就算中原野战军打光了，其他野战军照样也能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大局观，没有“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就不会有最后的胜利。
1933年一月底，常凯申按照计划，亲自兼任“江西剿总总司令”，坐镇南昌，开始准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央红军刚刚完成了配合上海罢工的佯动。
在到达南昌后，常凯申接到了一份电报，然后就非常高兴地下命令给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站记功，并且奖励大洋五百，以表彰他们在粉碎乱党在上海发动总罢工和叛乱的时候立下的功勋。
其实中统在这个时候，真没干什么高难度的事情，主要是人民党的地下工作者自己一个一个的主动地冒了出来。要组织大罢工，总工会就不可能再秘密工作了；总工会一开始动作——这样大的动作，中统怎么会看不到呢？即使是蓝衣社，不过不是刚刚出了那档子事，那也是能“立功”的呀。
中统的工作变得格外简单，因为他们只要抓住带领罢工的人就行了，而带领罢工的工人代表是没办法潜伏着的，他们是必须公开行动的。结果……中统一下子就立下了“大功”。
中统一家伙就抓了几百人，这些人都是罢工的领导者，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人民党人。剩下的，也都是和人民党有联系的人。被捕的人一旦多了，你就很难保证这里面没有变节者。尤其是中统在刑讯手段上比蓝衣社高明多了的情况下。中统在引入电刑的时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们平时练手的时候也多，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技术水平也普遍提高了，于是一些顶不住的人便变节了。
另一方面，因为抓进去的人多了，所以整个人民党的危机管理体系也遇上了大麻烦。在常规情况下，有一两个人被捕，那么和他有联系的人就可以立刻转移。如果被捕者没有暴露，那党组织还能想办法来加以救援。但是这一次，一家伙被抓进去这么多人，如果要转移，整个的党组织都要转移，甚至于因为被抓进去的人太多了，到底哪些人被抓进去了，组织上都弄不清楚。连这个都弄不清，那转移和营救就都无从谈起了。
结果呢，自然是叛徒一旦出现，很多时候，中统的家伙就能顺藤摸瓜地抓到更多的人。然后整个上海的党组织就都乱成了一团。就连专门负责和李谦联络的李介生同志都差一点被抓住，不得不紧急转移了。紧急得甚至都来不及通知李谦一声。
事实上不仅仅是李介生同志紧急转移了，整个党中央都必须紧急转移了。如果不是现在KMT军队正在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封锁严密；同时如今正是枯水季节，进入中央苏区的水下安全通道也暂时无法使用，所以他们暂时只能躲到乡下去，暂时还无法前往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