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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词以来一直钟情后主李煜，他的词流畅清丽，似花中君子，淡然而天生高贵。正如纳兰评后主：：“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这与后主天皇贵胄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皇子王孙都可以如后主，其天生的词人风骨也很重要。
后主天生是词人，成为帝王只是历史的巧合和玩笑。959年李弘冀在毒死李景遂后不久也死了。李璟打算立李煜为太子，钟谟说“从嘉德轻志懦，又酷信释氏，非人主才。从善果敢凝重，宜为嗣。”钟谟的话很有道理，可惜中主没有听进去。中主本身也是一位词人，他更注重的是后主身上的词人品性。却忘记了一个帝王该有的“果敢凝重”他把一个“德轻志懦”的词人推到了帝王的座位上，不是爱他，是害他。结果遇到北宋强敌压境，后主选择的妥协和“江南国主”北宋大将曹彬兵临城下，后主选择的还是不抵抗的苟安政策和“肉袒出降”这样的国君实在是一个很失败的国君，做到他这样实在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但是他天生就不是做国君的材料，只是错生在帝王家，错误的坐在了帝王的宝座上。说他“玩物丧志、奢靡生活、崇尚神佛”说他：“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只能说明他生错了地方，生在帝王之家，想不生活奢靡都难，想不骄侈都难。一个风流词人，不爱声色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人原本对政事就不感兴趣，要是唐太宗一流的人物，他就不是李煜了。
一个人可能会生错人家，品性却是无法改变的。就算国难当头，他也不可能象一个政治家一样去面对。李煜就是李煜，他只会选择妥协，选择苟安。他生性如次，后人太多的抱怨和诋毁只能说明不了解他这个人。他的志向是什么？是诗词歌赋，是文学和艺术。他没有政治抱负，没有想过做一个英明的君主，他只愿意做他的学问，写他的诗词，搞他的艺术。他只能是一个艺术家，不可能成为一代明君。
王国维认为：“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而且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艺术不等同于现实事物，艺术家有天生的禀赋，强求不得。诗词艺术更是如此，不管你才学如何，不管你文字有多大的雕琢性。天生的品性决定了艺术的感染力，所谓“文章憎命达”不是说生活不好的人都可以写出好文章，是说生活颠沛的人感受更深沉一些。温飞卿等花间词人生活优越，没有生活中的实在感受，所针对的只能是眼前的奢靡生活状态。一个不愁温饱的孩子会知道农村的孩子很小就去农田干活吗？会知道一件很简陋的玩具可以让农村的孩子开心好久吗？
生活状态的不同决定了文章内容的不同，后主亦是如此。前期为皇子，为君王，只能是“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刬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亡国之初感觉顿变“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亡国之后“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样的变化与生活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发展到某一步他的词作是根本不可能达到某一步。他还没有成为亡国之君，他就根本不可能写出亡国后的悲伤和绝望，不会有无限的悔恨和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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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词以来一直钟情后主李煜，他的词流畅清丽，似花中君子，淡然而天生高贵。正如纳兰评后主：：“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这与后主天皇贵胄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皇子王孙都可以如后主，其天生的词人风骨也很重要。
后主天生是词人，成为帝王只是历史的巧合和玩笑。959年李弘冀在毒死李景遂后不久也死了。李璟打算立李煜为太子，钟谟说“从嘉德轻志懦，又酷信释氏，非人主才。从善果敢凝重，宜为嗣。”钟谟的话很有道理，可惜中主没有听进去。中主本身也是一位词人，他更注重的是后主身上的词人品性。却忘记了一个帝王该有的“果敢凝重”他把一个“德轻志懦”的词人推到了帝王的座位上，不是爱他，是害他。结果遇到北宋强敌压境，后主选择的妥协和“江南国主”北宋大将曹彬兵临城下，后主选择的还是不抵抗的苟安政策和“肉袒出降”这样的国君实在是一个很失败的国君，做到他这样实在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但是他天生就不是做国君的材料，只是错生在帝王家，错误的坐在了帝王的宝座上。说他“玩物丧志、奢靡生活、崇尚神佛”说他：“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只能说明他生错了地方，生在帝王之家，想不生活奢靡都难，想不骄侈都难。一个风流词人，不爱声色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人原本对政事就不感兴趣，要是唐太宗一流的人物，他就不是李煜了。
一个人可能会生错人家，品性却是无法改变的。就算国难当头，他也不可能象一个政治家一样去面对。李煜就是李煜，他只会选择妥协，选择苟安。他生性如次，后人太多的抱怨和诋毁只能说明不了解他这个人。他的志向是什么？是诗词歌赋，是文学和艺术。他没有政治抱负，没有想过做一个英明的君主，他只愿意做他的学问，写他的诗词，搞他的艺术。他只能是一个艺术家，不可能成为一代明君。
王国维认为：“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而且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艺术不等同于现实事物，艺术家有天生的禀赋，强求不得。诗词艺术更是如此，不管你才学如何，不管你文字有多大的雕琢性。天生的品性决定了艺术的感染力，所谓“文章憎命达”不是说生活不好的人都可以写出好文章，是说生活颠沛的人感受更深沉一些。温飞卿等花间词人生活优越，没有生活中的实在感受，所针对的只能是眼前的奢靡生活状态。一个不愁温饱的孩子会知道农村的孩子很小就去农田干活吗？会知道一件很简陋的玩具可以让农村的孩子开心好久吗？
生活状态的不同决定了文章内容的不同，后主亦是如此。前期为皇子，为君王，只能是“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刬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亡国之初感觉顿变“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亡国之后“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样的变化与生活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发展到某一步他的词作是根本不可能达到某一步。他还没有成为亡国之君，他就根本不可能写出亡国后的悲伤和绝望，不会有无限的悔恨和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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