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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年，记不清几月份了，所里调工资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十，我们情报室三个人分到了一个指标，所长说我们占了便宜。虽然一般女同志在一起事多，但我和娟是不隔心的朋友。我们俩背后嘀咕嘀咕，就决定把指标让给老姚，在农村呆了二十多年多不容易啊。娟告诉老姚我们的想法时，老姚没吱声，但从他的表情，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感激。我怕老姚不好意思，就拿纸写了名单送到办公室。小曹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啊，我们还得酝酿几天才评选呢。”
调工资结束后，一天上午，老姚对我和娟说：“今天中午我请你们俩吃饭。”（八十年代请吃饭就是在食堂买几个好菜，或是在家里做饭。）我和娟虽未雀跃，但心里也美滋滋的。
中午，我们三个人早一点到了食堂，找了靠边的一个僻静点的桌子。老姚让我占着桌子，他和娟去买菜。一会，老姚和娟端了两个托盘过来了，一盘是一碟大马哈咸鱼和三碗酸辣汤，一盘是三碗米饭。把鱼，汤和饭摆到桌子上，我和娟以为还会去取些什么菜来，老姚推了推眼镜，很正式地说：“这次调工资，你们俩把指标让给了我，我很感激，请你们吃一顿饭，表示我的感激心情。”我和娟看着鱼，汤和饭，面面相觑，随即拿起筷子，大口地吃起来。
吃过饭后，我和娟先回办公室。进屋，娟拿起杯子就喝水，又噗哧一声笑出来，看着我说：“潮汐，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想什么？”“再有一次运动选右派，我还选老姚！”“我也有此恶毒念头！”我们俩会心地大笑起来，直笑得肚子疼。
八一年三月份，在老姚来所二年多的时候，一天，书记叫我和机械室的老张去他的办公室，让我们去省交际处搞一下老姚的外调。因老姚一直积极要求入党，组织上想对他考核一下。
第二天我和老张到了省交际处。交际处接待我们的女同志姓齐，是副处长，不到五十岁，不是交际处的老人，对五七年那段历史情况不了解。她与处长商量后告诉我们，等两天他们找几个当时的老同志了解一下情况，再通知我们过去。
过了有一个星期，我们接到了齐处长的电话，让我们第二天下午到交际处去。
第二天下午一点半，我和老张到了交际处，齐处长在办公室等我们，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男同志。齐处长向我们介绍说，他是刘局长，已经退休了，五七年时，他是交际处副处长，比较了解当时的情况。让刘局长给你们介绍一下老姚当时的情况吧。我和老张首先向刘局长表示了感谢，又介绍了一下老姚现在的情况。
刘局长沉吟了一会说，老姚能落实政策，安排到你们科研所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交际处当时有三人被打成右派，据我所知，到目前都落实了政策。但是没有回原单位的，老姚的工作安排的是比较理想的。
刘局长看看我，又说，这位同志年轻，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可能不了解，怎么说呢，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运动搞得也是很残酷的。当时，交际处知识分子多，是省里反右斗争的重点单位之一。那时抓右派也是有指标的，我们交际处有三个指标。有两个被打成右派的，当时确实有一些过激言论，给党组织提了意见，还写了大字报，所以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被带上右派帽子，也不算冤枉。还剩下一个指标，就不知道定谁好了，又不能不报。后来当时的领导研究决定，让群众选。老姚这个人工作还是不错的，业务能力也很强，是个不太关心政治的人。但是，他这个人有一些特性，有时表现的有些自私小气，很多人不太待见他，群众关系不好，所以一让群众选，大家就把他选上了。
把老姚发配到农村，我们也感到心里不安，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老姚不冤枉，也有别人要冤枉，就是那些提了意见，写了大字报的人，又怎能说是不冤枉呢？关键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场政治运动，使上自国家主席，下至老百姓都不同程度地承受了苦难。只有不再搞政治运动，我们才能国泰民安，才能不再有冤假错案。
从交际处出来，一路上我和老张都没说话，我们都在默默地思索着
八二年七八月份。一天，老姚兴高采烈地走进办公室，拿出一包糖，放在桌子上，告诉我和娟，今天他特别高兴，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沈阳，分到了设计院。“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儿子分配的这么好吗？”“你托到接洽人了？”我问“没有，我到哪儿找接洽人，是今年分配有一条政策，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子女，毕业分配给予优先照顾，我这二十一年的右派没白当！”我剥开一块糖，放进嘴里，糖甜甜的，心里酸酸的，人生中最宝贵的二十一年，这代价太大了！
八四年我调离了科研所。八六年老姚退休。在退休前，老姚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加入了中国*。
退休后，老姚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期。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贸易，给了老姚发挥余热的机遇。好多贸易公司聘请老姚做俄语翻译，老姚多次赴俄罗斯参加贸易谈判，把自己的业务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家庭生活也提前进入了小康水平，杨姨终于跟老姚过上了好日子。
零年，记不清几月份了，所里调工资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十，我们情报室三个人分到了一个指标，所长说我们占了便宜。虽然一般女同志在一起事多，但我和娟是不隔心的朋友。我们俩背后嘀咕嘀咕，就决定把指标让给老姚，在农村呆了二十多年多不容易啊。娟告诉老姚我们的想法时，老姚没吱声，但从他的表情，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感激。我怕老姚不好意思，就拿纸写了名单送到办公室。小曹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啊，我们还得酝酿几天才评选呢。”
调工资结束后，一天上午，老姚对我和娟说：“今天中午我请你们俩吃饭。”（八十年代请吃饭就是在食堂买几个好菜，或是在家里做饭。）我和娟虽未雀跃，但心里也美滋滋的。
中午，我们三个人早一点到了食堂，找了靠边的一个僻静点的桌子。老姚让我占着桌子，他和娟去买菜。一会，老姚和娟端了两个托盘过来了，一盘是一碟大马哈咸鱼和三碗酸辣汤，一盘是三碗米饭。把鱼，汤和饭摆到桌子上，我和娟以为还会去取些什么菜来，老姚推了推眼镜，很正式地说：“这次调工资，你们俩把指标让给了我，我很感激，请你们吃一顿饭，表示我的感激心情。”我和娟看着鱼，汤和饭，面面相觑，随即拿起筷子，大口地吃起来。
吃过饭后，我和娟先回办公室。进屋，娟拿起杯子就喝水，又噗哧一声笑出来，看着我说：“潮汐，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想什么？”“再有一次运动选右派，我还选老姚！”“我也有此恶毒念头！”我们俩会心地大笑起来，直笑得肚子疼。
八一年三月份，在老姚来所二年多的时候，一天，书记叫我和机械室的老张去他的办公室，让我们去省交际处搞一下老姚的外调。因老姚一直积极要求入党，组织上想对他考核一下。
第二天我和老张到了省交际处。交际处接待我们的女同志姓齐，是副处长，不到五十岁，不是交际处的老人，对五七年那段历史情况不了解。她与处长商量后告诉我们，等两天他们找几个当时的老同志了解一下情况，再通知我们过去。
过了有一个星期，我们接到了齐处长的电话，让我们第二天下午到交际处去。
第二天下午一点半，我和老张到了交际处，齐处长在办公室等我们，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男同志。齐处长向我们介绍说，他是刘局长，已经退休了，五七年时，他是交际处副处长，比较了解当时的情况。让刘局长给你们介绍一下老姚当时的情况吧。我和老张首先向刘局长表示了感谢，又介绍了一下老姚现在的情况。
刘局长沉吟了一会说，老姚能落实政策，安排到你们科研所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交际处当时有三人被打成右派，据我所知，到目前都落实了政策。但是没有回原单位的，老姚的工作安排的是比较理想的。
刘局长看看我，又说，这位同志年轻，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可能不了解，怎么说呢，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运动搞得也是很残酷的。当时，交际处知识分子多，是省里反右斗争的重点单位之一。那时抓右派也是有指标的，我们交际处有三个指标。有两个被打成右派的，当时确实有一些过激言论，给党组织提了意见，还写了大字报，所以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被带上右派帽子，也不算冤枉。还剩下一个指标，就不知道定谁好了，又不能不报。后来当时的领导研究决定，让群众选。老姚这个人工作还是不错的，业务能力也很强，是个不太关心政治的人。但是，他这个人有一些特性，有时表现的有些自私小气，很多人不太待见他，群众关系不好，所以一让群众选，大家就把他选上了。
把老姚发配到农村，我们也感到心里不安，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老姚不冤枉，也有别人要冤枉，就是那些提了意见，写了大字报的人，又怎能说是不冤枉呢？关键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场政治运动，使上自国家主席，下至老百姓都不同程度地承受了苦难。只有不再搞政治运动，我们才能国泰民安，才能不再有冤假错案。
从交际处出来，一路上我和老张都没说话，我们都在默默地思索着
八二年七八月份。一天，老姚兴高采烈地走进办公室，拿出一包糖，放在桌子上，告诉我和娟，今天他特别高兴，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沈阳，分到了设计院。“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儿子分配的这么好吗？”“你托到接洽人了？”我问“没有，我到哪儿找接洽人，是今年分配有一条政策，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子女，毕业分配给予优先照顾，我这二十一年的右派没白当！”我剥开一块糖，放进嘴里，糖甜甜的，心里酸酸的，人生中最宝贵的二十一年，这代价太大了！
八四年我调离了科研所。八六年老姚退休。在退休前，老姚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加入了中国*。
退休后，老姚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期。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贸易，给了老姚发挥余热的机遇。好多贸易公司聘请老姚做俄语翻译，老姚多次赴俄罗斯参加贸易谈判，把自己的业务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家庭生活也提前进入了小康水平，杨姨终于跟老姚过上了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