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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清明，今朝又是。
村北滹沱河故道边老槐荫下曾祖父一丘低矮的坟茔已是绿草茵茵。
十年前，一位本家告诉我曾祖父辞世的噩耗时，我还是一名中学教师，正在省城参加一次业务培训。一语道破，我呆若木鸡，心如锯锉；仿佛身体羽化、随风扶摇，忽而又跌下冰峰、飞湍入壑；搭车回乡，终于还是迟了。一壤之隔，竟是生死两茫茫。
老人死于肠炎，阅尽人生八十九个春秋的曾祖父回馈给子孙的，是一间散发着脉脉幽香的药房，几箱中药典籍，一百多个临床处方，以及儿孙绵绵无期的追念。
曾祖父少时，家境殷实，有数十亩田产，典型的耕读人家。十岁学医，师从正南十八里外王宋村的郭老先生，郭老先生收徒七人，曾祖父是关门弟子，相跟五年，耳提面命，渐得先生真传。出师后回村设草药堂，尝百草、事炮炼、修针石，夙夜出诊，医行一方。遇到贫苦人家，免费送药，不取分文，遂成一方济世良才。谁谙百年之后，门下人才凋零，竟无一人继承衣钵；百年之业，一岁而终，憾事也！
曾祖父二十四岁那年，平静的生活涌起了波澜。同样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明，曾祖父为一个名叫孟令聃的德州人医好了多年的胃肠痼疾。那人感恩戴德，执意要与他义结金兰；曾祖父不忍拂却人家好意，二人焚香燃蕙，成为至交，从此往来频繁。
孟的真实身份是我党派到角邱一带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在他的介绍下，曾祖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常常以行医为名，为党的事业募集资金、收集情报，成为三个村庄党的负责人。几个月后，孟令聃失去了踪迹，有人说他投了“老八”（八路军），远走陕北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党的组织都是靠个人在地下单线维持着，曾祖父从此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1945年秋季的一天，一身戎装的孟令聃又出现在曾祖父面前，这次不是他一个人，而是领着一个团（大约三四百人），是跟随大部队参加冀中区的一次战役的，因为有几个伤员需要医治、调养，又挂念老友安危，便顺道前来会晤。曾祖父高兴极了，将自家的东屋腾出来，亲自料理几个伤员的病情，使他们迅速痊愈，追上了部队。
命途多舛，人事错忤。谁也不会想到，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是他们终生的永别。此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曾祖父与孟令聃一直没有恢复联系。一纸入党介绍信也在一次搬家中遗失。此后，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后的1977年，这天，曾祖父收到了一封发自宁夏银川的信，才得知孟已在银川定居，而且是一位副省级干部。当时曾祖父年事渐高，行动多有不便，也就没有要求组织为他恢复党籍，他是一位生活在村民百姓的口碑中被口耳相传却有实无名的党员。
世事沧桑，造化弄人。曾祖父的晚景并不如人意。他虽行医一世，但多为义诊，没给子孙留下丰厚的产业。晚年最大的心愿是将医术传流后世，使后辈有一个安身立命的饭碗。可我家三代单传，祖父性情乖僻，不近人情，不宜为医。父亲年轻气盛，脾气暴躁，滥饮无度，率性而为，也不是行医的脾性。七十多岁的曾祖父便将全部的怜爱和希望倾注在年幼的我身上。
令人痛心的是，高中毕业后我还是遵从父亲的意志走进了师范院校的大门，放弃了当医生的心愿。曾祖父轻轻叹了口气，并没有埋怨，可我发现他的眼神一下子暗淡了许多。四年以后，老人家病逝了，病重期间一直陪在他身侧的是我的性情温和了许多的父亲。父亲说，曾祖父弥留之际仍一遍一遍呢喃着我的名字。又过了四年，父亲患了一场重病，几乎丢掉了性命，面对如山的住院费、医药费，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作价贱卖了曾祖父留下来的药橱和部分名贵中药。唉！先人已殁，复何言哉
清明落雨，我心哭泣。
岁岁清明，今朝又是。
村北滹沱河故道边老槐荫下曾祖父一丘低矮的坟茔已是绿草茵茵。
十年前，一位本家告诉我曾祖父辞世的噩耗时，我还是一名中学教师，正在省城参加一次业务培训。一语道破，我呆若木鸡，心如锯锉；仿佛身体羽化、随风扶摇，忽而又跌下冰峰、飞湍入壑；搭车回乡，终于还是迟了。一壤之隔，竟是生死两茫茫。
老人死于肠炎，阅尽人生八十九个春秋的曾祖父回馈给子孙的，是一间散发着脉脉幽香的药房，几箱中药典籍，一百多个临床处方，以及儿孙绵绵无期的追念。
曾祖父少时，家境殷实，有数十亩田产，典型的耕读人家。十岁学医，师从正南十八里外王宋村的郭老先生，郭老先生收徒七人，曾祖父是关门弟子，相跟五年，耳提面命，渐得先生真传。出师后回村设草药堂，尝百草、事炮炼、修针石，夙夜出诊，医行一方。遇到贫苦人家，免费送药，不取分文，遂成一方济世良才。谁谙百年之后，门下人才凋零，竟无一人继承衣钵；百年之业，一岁而终，憾事也！
曾祖父二十四岁那年，平静的生活涌起了波澜。同样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明，曾祖父为一个名叫孟令聃的德州人医好了多年的胃肠痼疾。那人感恩戴德，执意要与他义结金兰；曾祖父不忍拂却人家好意，二人焚香燃蕙，成为至交，从此往来频繁。
孟的真实身份是我党派到角邱一带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在他的介绍下，曾祖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常常以行医为名，为党的事业募集资金、收集情报，成为三个村庄党的负责人。几个月后，孟令聃失去了踪迹，有人说他投了“老八”（八路军），远走陕北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党的组织都是靠个人在地下单线维持着，曾祖父从此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1945年秋季的一天，一身戎装的孟令聃又出现在曾祖父面前，这次不是他一个人，而是领着一个团（大约三四百人），是跟随大部队参加冀中区的一次战役的，因为有几个伤员需要医治、调养，又挂念老友安危，便顺道前来会晤。曾祖父高兴极了，将自家的东屋腾出来，亲自料理几个伤员的病情，使他们迅速痊愈，追上了部队。
命途多舛，人事错忤。谁也不会想到，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是他们终生的永别。此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曾祖父与孟令聃一直没有恢复联系。一纸入党介绍信也在一次搬家中遗失。此后，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后的1977年，这天，曾祖父收到了一封发自宁夏银川的信，才得知孟已在银川定居，而且是一位副省级干部。当时曾祖父年事渐高，行动多有不便，也就没有要求组织为他恢复党籍，他是一位生活在村民百姓的口碑中被口耳相传却有实无名的党员。
世事沧桑，造化弄人。曾祖父的晚景并不如人意。他虽行医一世，但多为义诊，没给子孙留下丰厚的产业。晚年最大的心愿是将医术传流后世，使后辈有一个安身立命的饭碗。可我家三代单传，祖父性情乖僻，不近人情，不宜为医。父亲年轻气盛，脾气暴躁，滥饮无度，率性而为，也不是行医的脾性。七十多岁的曾祖父便将全部的怜爱和希望倾注在年幼的我身上。
令人痛心的是，高中毕业后我还是遵从父亲的意志走进了师范院校的大门，放弃了当医生的心愿。曾祖父轻轻叹了口气，并没有埋怨，可我发现他的眼神一下子暗淡了许多。四年以后，老人家病逝了，病重期间一直陪在他身侧的是我的性情温和了许多的父亲。父亲说，曾祖父弥留之际仍一遍一遍呢喃着我的名字。又过了四年，父亲患了一场重病，几乎丢掉了性命，面对如山的住院费、医药费，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作价贱卖了曾祖父留下来的药橱和部分名贵中药。唉！先人已殁，复何言哉
清明落雨，我心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