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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爹喜欢这俩女人，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爹最大的孝心。
在他的一生中，似乎只愁两件事，一是吃，二是女人。如此一来，他与云梦结婚，最原始的想法就是尝尝女人味，尔后对韩秋月数十年的追求，是因为牢牢记住了当年许茂荣摸韩秋月的奶子的那一幕。汪二祥对韩秋月求爱时说道：“我打光棍十几年了，我憋得没法过了。”这可能是世间最直白也最坦荡的求爱语言了。汪二祥替许许多多备受性压抑的人狮吼了一声，撼天地，泣鬼神，让我们为之动容为之揪心，更钦佩他的勇气和真诚。
许多作品，把人特别是农民这样底层人物对性的渴求和性行为，写得像粪坑里的砖头，又臭又硬，比动物之间的性活动还肮脏还野蛮，打的却是极人道的旗号，自然难还生活原始面目。黄国荣是理性的，又是质朴的，在这理性和质朴之中，显现的是人性之中对于性的赤裸而又本能的层面。这种写法是智慧的。这种力量是巨大的。
黄国荣唱出的乡谣，其旋律就是食与性。在这里，人们为了活下去，动尽了一切脑筋，抛弃了许多做人的尊严，就是为了能填饱肚子。不能说他们没有信仰，没有人伦，因为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活下来。事实也是如此，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活的基础上。这不崇高，甚至有些低下，但却是最为现实的。在这里，性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不与一切有关联，包括延续香火，只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活在乡谣里的这群人，我们难以判断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代表了人的原生态。因而，乡谣引导我们潜进了人最本质的那一隅，不管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它是真实存在的。
饮食男女也好，食色性也好，之于生命，之于人生，是客观存在的，是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无法回避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这是生命行走不可缺少的两条轨道。少了，生命将会颤颤悠悠，更是不完整的。食与性，本是清洁的、明亮的，受到丑恶的染指，并非食与性的过错。有一句话说得好，世上本无丑恶，只是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才让人觉得丑恶。
如此一来，乡谣已非纯粹的乡土小说，而是一面袒露人性之本的镜子。
过日子的程式
黄国荣的兵谣不同于所谓的“农家军歌”最大的特点是充盈着浓郁的兵味。而读乡谣，扑面而来的是古朴、清雅、亲切、美感丰腴的乡情风俗，荡漾着浓醇厚实的乡土味。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乡土小说重墨浓绘民俗风情的定式由来已久。鲁迅通过社戏写故乡儿童的欢乐，而故乡、阿q正传算得上是集民俗之大成。这以后的沈从文对湘西民俗的精到描写、“山药蛋派”着墨于新旧民俗的变化、荷花淀派的田园牧歌、汪曾祺坚守民间立场从民俗中揭示美可以说，民俗风情是乡土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同为乡土文学，民俗风情在不同作者笔下的含量和审美作用差别是巨大的。
固然，乡谣中的民俗风情占有很大成份，不失对乡间文化的显现、艺术品位的渲染和生活美的倾诉，但引起我们兴趣和关注的是——对乡人来说，民俗风情不是（或不仅仅是）风花雪月，而是过日子的程式，并没有过多形而上的东西。我以为，这回到了民俗风情的现实面目，回到了民间生活的本源。
习俗习俗，就是约定成俗的生活模式，这如同“二祥”第一次吃“鸡子汤”一样。“按这里的风俗，媒人和新女婿上门下聘送帖子，女家招待客人的头一道礼仪是吃‘鸡子汤’。‘鸡子汤’就是吃荷包蛋，有甜咸两种，甜的就是红枣白糖荷包蛋汤，咸的是粉丝肉丸荷包蛋汤。不同的客人打不同数量的荷包蛋。新女婿上门，一般要打六只，一般的客人打三只。”是的，小小的“鸡子汤”是有讲究的，追溯其来历，必然与一种神秘文化相联系。但到了现实生活中，就平淡了许多。有新女婿上门，就得生火烧汤；新女婿进门，就得吃“鸡子汤”这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就如同早上要起床走路要迈脚一样。一切的文化已退至幕后，一切的审美已无关紧要，过日子就是这样，日子就得这样过。
诚然，所有的民情风俗的产生，都与一种文化的象征有关联，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民族化的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信息。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原先的神话成份已大大减弱和消解，更多的是与生命融为一体的原始心理。是的，迄今，人们对许多的习俗的成因和遵循的目的依然有根有据，也即民间所谓的“说法”然而，人们许多时候并不问为什么，只是顺其自然地在习俗的庇护和笼罩下生活。在人们的理念中，这就是生活，如果没有这些习俗，如果不按此程式，这日子就不算过过。
显然，黄国荣这位乡村之子，体察到了民俗风情对于人们生活意义的另一面，并极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因而，他之于民俗风情的描述，话语是平实朴素的，甚至有些平淡。他以乡人的目光和心理去面对，用现实的笔法应和了乡人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世世代代承袭不变的生活状态，并与他们看待围绕在身边的种种习俗的态度保持尽可能的一致。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乡土小说中，扑面而来的民俗风情，或探寻民间文化之根，或倾洒乡土文化之大美，或营造人物之性黄国荣则不然，他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走进乡村走近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
乡谣，对江南的民俗风情进行了全方位的详尽展示，页面上流动着浓郁的吴越文化，种种“礼”跃然纸上。比如吃“鸡子汤”、迎娶中的“铺床”“媳妇进门”、小孩的游戏“打铜盘”、“放风筝”、丧事中的“五七”“举重”在一曲浑然天成的乡谣中，我们看到了那里的人们是如何过日子的。汪涵虚的殡葬仪式，在乡谣中泼墨较多，从中我们可以不难体味黄国荣的创作理想。这一天，汪涵虚的亲人披麻戴孝“寿器”、“子孙凳”、“哭丧棒”代替了他们的锄头铁锹，放鞭炮、放声大哭、磕头、“暖坑”、“吃利酒”成了他们一天生活的内容。不为别的，这一天就该这么过，就像庄稼熟了该收割、肚子饿了该吃饭一个样。作者的叙述是外化的平面的，着力于场景再现，不求情绪的氛围和人物的心理，只是把它吟成了一首乡土味、百姓味浓的歌谣。
不错，在乡土文学历史脉络里，我们可以觅到此类的踪迹，但如此极端化而又韵味化处理的，好像没有，至少无出黄国荣之右者。基于此，即便不能说乡谣横空出世耀眼夺目，但在乡土文学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下乡土文学的一大亮点，应该当之无愧。
。他知道爹喜欢这俩女人，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爹最大的孝心。
在他的一生中，似乎只愁两件事，一是吃，二是女人。如此一来，他与云梦结婚，最原始的想法就是尝尝女人味，尔后对韩秋月数十年的追求，是因为牢牢记住了当年许茂荣摸韩秋月的奶子的那一幕。汪二祥对韩秋月求爱时说道：“我打光棍十几年了，我憋得没法过了。”这可能是世间最直白也最坦荡的求爱语言了。汪二祥替许许多多备受性压抑的人狮吼了一声，撼天地，泣鬼神，让我们为之动容为之揪心，更钦佩他的勇气和真诚。
许多作品，把人特别是农民这样底层人物对性的渴求和性行为，写得像粪坑里的砖头，又臭又硬，比动物之间的性活动还肮脏还野蛮，打的却是极人道的旗号，自然难还生活原始面目。黄国荣是理性的，又是质朴的，在这理性和质朴之中，显现的是人性之中对于性的赤裸而又本能的层面。这种写法是智慧的。这种力量是巨大的。
黄国荣唱出的乡谣，其旋律就是食与性。在这里，人们为了活下去，动尽了一切脑筋，抛弃了许多做人的尊严，就是为了能填饱肚子。不能说他们没有信仰，没有人伦，因为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活下来。事实也是如此，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活的基础上。这不崇高，甚至有些低下，但却是最为现实的。在这里，性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不与一切有关联，包括延续香火，只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活在乡谣里的这群人，我们难以判断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代表了人的原生态。因而，乡谣引导我们潜进了人最本质的那一隅，不管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它是真实存在的。
饮食男女也好，食色性也好，之于生命，之于人生，是客观存在的，是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无法回避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这是生命行走不可缺少的两条轨道。少了，生命将会颤颤悠悠，更是不完整的。食与性，本是清洁的、明亮的，受到丑恶的染指，并非食与性的过错。有一句话说得好，世上本无丑恶，只是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才让人觉得丑恶。
如此一来，乡谣已非纯粹的乡土小说，而是一面袒露人性之本的镜子。
过日子的程式
黄国荣的兵谣不同于所谓的“农家军歌”最大的特点是充盈着浓郁的兵味。而读乡谣，扑面而来的是古朴、清雅、亲切、美感丰腴的乡情风俗，荡漾着浓醇厚实的乡土味。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乡土小说重墨浓绘民俗风情的定式由来已久。鲁迅通过社戏写故乡儿童的欢乐，而故乡、阿q正传算得上是集民俗之大成。这以后的沈从文对湘西民俗的精到描写、“山药蛋派”着墨于新旧民俗的变化、荷花淀派的田园牧歌、汪曾祺坚守民间立场从民俗中揭示美可以说，民俗风情是乡土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同为乡土文学，民俗风情在不同作者笔下的含量和审美作用差别是巨大的。
固然，乡谣中的民俗风情占有很大成份，不失对乡间文化的显现、艺术品位的渲染和生活美的倾诉，但引起我们兴趣和关注的是——对乡人来说，民俗风情不是（或不仅仅是）风花雪月，而是过日子的程式，并没有过多形而上的东西。我以为，这回到了民俗风情的现实面目，回到了民间生活的本源。
习俗习俗，就是约定成俗的生活模式，这如同“二祥”第一次吃“鸡子汤”一样。“按这里的风俗，媒人和新女婿上门下聘送帖子，女家招待客人的头一道礼仪是吃‘鸡子汤’。‘鸡子汤’就是吃荷包蛋，有甜咸两种，甜的就是红枣白糖荷包蛋汤，咸的是粉丝肉丸荷包蛋汤。不同的客人打不同数量的荷包蛋。新女婿上门，一般要打六只，一般的客人打三只。”是的，小小的“鸡子汤”是有讲究的，追溯其来历，必然与一种神秘文化相联系。但到了现实生活中，就平淡了许多。有新女婿上门，就得生火烧汤；新女婿进门，就得吃“鸡子汤”这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就如同早上要起床走路要迈脚一样。一切的文化已退至幕后，一切的审美已无关紧要，过日子就是这样，日子就得这样过。
诚然，所有的民情风俗的产生，都与一种文化的象征有关联，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民族化的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信息。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原先的神话成份已大大减弱和消解，更多的是与生命融为一体的原始心理。是的，迄今，人们对许多的习俗的成因和遵循的目的依然有根有据，也即民间所谓的“说法”然而，人们许多时候并不问为什么，只是顺其自然地在习俗的庇护和笼罩下生活。在人们的理念中，这就是生活，如果没有这些习俗，如果不按此程式，这日子就不算过过。
显然，黄国荣这位乡村之子，体察到了民俗风情对于人们生活意义的另一面，并极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因而，他之于民俗风情的描述，话语是平实朴素的，甚至有些平淡。他以乡人的目光和心理去面对，用现实的笔法应和了乡人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世世代代承袭不变的生活状态，并与他们看待围绕在身边的种种习俗的态度保持尽可能的一致。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乡土小说中，扑面而来的民俗风情，或探寻民间文化之根，或倾洒乡土文化之大美，或营造人物之性黄国荣则不然，他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走进乡村走近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
乡谣，对江南的民俗风情进行了全方位的详尽展示，页面上流动着浓郁的吴越文化，种种“礼”跃然纸上。比如吃“鸡子汤”、迎娶中的“铺床”“媳妇进门”、小孩的游戏“打铜盘”、“放风筝”、丧事中的“五七”“举重”在一曲浑然天成的乡谣中，我们看到了那里的人们是如何过日子的。汪涵虚的殡葬仪式，在乡谣中泼墨较多，从中我们可以不难体味黄国荣的创作理想。这一天，汪涵虚的亲人披麻戴孝“寿器”、“子孙凳”、“哭丧棒”代替了他们的锄头铁锹，放鞭炮、放声大哭、磕头、“暖坑”、“吃利酒”成了他们一天生活的内容。不为别的，这一天就该这么过，就像庄稼熟了该收割、肚子饿了该吃饭一个样。作者的叙述是外化的平面的，着力于场景再现，不求情绪的氛围和人物的心理，只是把它吟成了一首乡土味、百姓味浓的歌谣。
不错，在乡土文学历史脉络里，我们可以觅到此类的踪迹，但如此极端化而又韵味化处理的，好像没有，至少无出黄国荣之右者。基于此，即便不能说乡谣横空出世耀眼夺目，但在乡土文学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下乡土文学的一大亮点，应该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