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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欺压良善的内容，当然也包括朝鲜、倭国等新征服领土的风土人情以及政治情况等等。
这些报纸的出现，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泥沙俱下的局面，为了规范出版行业，朱允炆成立了新闻总署，任命杨士奇担任署长。
但是随着报纸的增多以及管理范围的扩大，杨士奇逐渐不堪重负，因为他还要在秘书监为皇帝咨询，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所以自建文五年起，新闻总署署长由白望儒担任。白望儒是淑妃白芳蕤的兄长，读书一般，但脑子比较活，有一定的大局观，加上其身为外戚，又和皇帝朱允炆有一定的私交，因而可以抵抗一些消息曝光带来的压力，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四年多的时间。
裴伯耆、陈天平二人是因为关注征倭战争才注意到报纸的，经过比较，二人发现《浙江日报》对征倭的报道最详细、最快捷，只是过于偏重倭国风土人情、商机和战争细节的描写，缺乏宏观和前瞻性展望；而《大明日报》对征倭的报道则是最权威的，除了对邸报内容进行补充外，偶尔还会包括一些前瞻性的政策讨论。
经过分析，二人还发现，买《浙江日报》的多为商人，而《大明日报》的读者多为朝廷官员、勋贵士子等等，但后者的销量比前者要少得多。
另外，茶馆酒肆里的读报人更喜欢读《浙江日报》、《京师日报》等等报纸，同时还有一些说书人根据上述题材编纂成《朝鲜归义》、《征倭记》等等内容，在茶馆中也能赢得满堂彩
但是，对于向报纸投稿，二人还是有些抵触，从本心来讲，这相当于将他们的窘境向大明所有人公开，太丢脸了
陈天平身为安南陈氏仅存后裔，裴伯耆作为曾经的礼部侍郎，昔日都是有头有脸的体面人，但现在却举目无亲，求告无门，眼看着胡平康到处活动，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后，陈天平拍板，向报纸投稿，裴伯耆只能遵命。
出乎二人的意料，《京都日报》、《浙江日报》很快就刊登了他们的稿件，其中《胡氏篡位，人神共愤》、《胡氏的野心》、《安南现状分析》等等还引起了不错的反响。
在这些文章里，裴伯耆列举了陈氏当权时对蒙元的反击、对大明的恭顺，表明了一腔拳拳忠心；同时还描述了胡氏忘恩负义，残害忠良，篡立后蒙骗天朝，并袭击劫掠大明边境等等事迹
总之，文章中只表明了一个意思，胡氏不仅是安南的祸害，也是大明身边的一颗毒瘤，大明应该立刻兴兵讨之，永绝后患。
报纸的效果远远出乎陈天平、裴伯耆的预料，没过几天，茶馆酒肆中就开始谈论安南的事情，在太学、京师大学这些学府中的士子也开始对安南发表议论，发布到各种报纸上。
更让二人欣喜的是，许多外地报纸的驻京记者纷纷上门进行采访，其中以《广西日报》、《云南日报》、《贵州日报》最为积极，甚至上述地区的在京官员也登门拜访，了解安南情形。
但是好景不长，胡氏的使者胡平康开始了反击，他出钱招募专门的“写手”，开始在报纸上投稿，逐个驳斥陈天平的观点，甚至质疑陈天平身份的合法性，隐晦的指出陈天平是一个家奴之子，叫什么阮康云云；还说裴伯耆只不过是个落魄文人，人品低劣，在安南得不到重用，怀恨在心，所以到处污蔑胡氏，其心可诛
在胡平康的金钱攻势下，陈天平、裴伯耆很快就败下阵来，投稿被拒绝，甚至被人当街谩骂，搞得他们都不敢出门。
但就在这时，有人找到了他们，愿意给他们资助，当然，是有条件的
绅欺压良善的内容，当然也包括朝鲜、倭国等新征服领土的风土人情以及政治情况等等。
这些报纸的出现，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泥沙俱下的局面，为了规范出版行业，朱允炆成立了新闻总署，任命杨士奇担任署长。
但是随着报纸的增多以及管理范围的扩大，杨士奇逐渐不堪重负，因为他还要在秘书监为皇帝咨询，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所以自建文五年起，新闻总署署长由白望儒担任。白望儒是淑妃白芳蕤的兄长，读书一般，但脑子比较活，有一定的大局观，加上其身为外戚，又和皇帝朱允炆有一定的私交，因而可以抵抗一些消息曝光带来的压力，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四年多的时间。
裴伯耆、陈天平二人是因为关注征倭战争才注意到报纸的，经过比较，二人发现《浙江日报》对征倭的报道最详细、最快捷，只是过于偏重倭国风土人情、商机和战争细节的描写，缺乏宏观和前瞻性展望；而《大明日报》对征倭的报道则是最权威的，除了对邸报内容进行补充外，偶尔还会包括一些前瞻性的政策讨论。
经过分析，二人还发现，买《浙江日报》的多为商人，而《大明日报》的读者多为朝廷官员、勋贵士子等等，但后者的销量比前者要少得多。
另外，茶馆酒肆里的读报人更喜欢读《浙江日报》、《京师日报》等等报纸，同时还有一些说书人根据上述题材编纂成《朝鲜归义》、《征倭记》等等内容，在茶馆中也能赢得满堂彩
但是，对于向报纸投稿，二人还是有些抵触，从本心来讲，这相当于将他们的窘境向大明所有人公开，太丢脸了
陈天平身为安南陈氏仅存后裔，裴伯耆作为曾经的礼部侍郎，昔日都是有头有脸的体面人，但现在却举目无亲，求告无门，眼看着胡平康到处活动，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后，陈天平拍板，向报纸投稿，裴伯耆只能遵命。
出乎二人的意料，《京都日报》、《浙江日报》很快就刊登了他们的稿件，其中《胡氏篡位，人神共愤》、《胡氏的野心》、《安南现状分析》等等还引起了不错的反响。
在这些文章里，裴伯耆列举了陈氏当权时对蒙元的反击、对大明的恭顺，表明了一腔拳拳忠心；同时还描述了胡氏忘恩负义，残害忠良，篡立后蒙骗天朝，并袭击劫掠大明边境等等事迹
总之，文章中只表明了一个意思，胡氏不仅是安南的祸害，也是大明身边的一颗毒瘤，大明应该立刻兴兵讨之，永绝后患。
报纸的效果远远出乎陈天平、裴伯耆的预料，没过几天，茶馆酒肆中就开始谈论安南的事情，在太学、京师大学这些学府中的士子也开始对安南发表议论，发布到各种报纸上。
更让二人欣喜的是，许多外地报纸的驻京记者纷纷上门进行采访，其中以《广西日报》、《云南日报》、《贵州日报》最为积极，甚至上述地区的在京官员也登门拜访，了解安南情形。
但是好景不长，胡氏的使者胡平康开始了反击，他出钱招募专门的“写手”，开始在报纸上投稿，逐个驳斥陈天平的观点，甚至质疑陈天平身份的合法性，隐晦的指出陈天平是一个家奴之子，叫什么阮康云云；还说裴伯耆只不过是个落魄文人，人品低劣，在安南得不到重用，怀恨在心，所以到处污蔑胡氏，其心可诛
在胡平康的金钱攻势下，陈天平、裴伯耆很快就败下阵来，投稿被拒绝，甚至被人当街谩骂，搞得他们都不敢出门。
但就在这时，有人找到了他们，愿意给他们资助，当然，是有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