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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军队抗击日军侵略的淞沪抗战共有两次，一次在1932年1月开始，第二次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
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历次中日开打一样，开始总是日本人挑衅，双方摩擦，接着大打出手。
当时蒋介石因政治需要正下野。
（二）.
1月底的上海，天降大雪，将士大都来自南方福建、广东的十九路军几乎没有棉衣，可怜将士们穿着单衣，短裤露膝，趴在掩体里，在冰天雪地里警戒着，并不断和日军作战。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尤其战役开始后，明显感觉到作为十九路军主要火力的手榴弹供应不上，但南京政府始终不予以回应。
（三）.
1月29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南京政府的最高中枢——中央政治会议举行了紧急会议。在会上，行政院长汪精卫悲观地说，上海如果一开打，南京怕就是不能呆了，要决心迁移政府。
蒋介石接着说，这个，上海这个仗，实在是打不得。人家是有备而来，我们岂能凭一时之勇。
其实当时蒋已握大部兵权，但还没有名正言顺，他生怕一旦打败，归罪于他一人，所以很难得的和汪精卫保持了一致。
汪、蒋都表态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会议决定，迁都洛阳。
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五院院长联合签署移驻洛阳宣言。
1月3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率1000多官员及相关人员从下关火车站，乘火车北上赴洛阳。而此时日本的军舰已到达京口——镇江。
（四）.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第十九路军，原是中山先生麾下的一支劲旅，有着参加大革命的光荣传统，当时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指挥，京(南京)沪(上海)卫戍司令为陈铭枢。
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上下主张坚决回应日军的挑衅，社会各界也积极响应。特别是1931年9月8日，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全国都把张学良骂成不抵抗将军，民族罪人。其实张主要是替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背黑锅。
当时，全国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抗议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当时的首都南京，由于当局采取压制手段，表面上还算风平浪静。
但好景不长，戒备森严的南京，也不断出现“要求对日宣战”、“驱逐倭寇”、“收复失地”、“反对退让”等标语，警察奉命只好暗中偷偷去撕毁。
从九月十八日东北遭侵略二个月后的十一月十日起，北平、天津、上海、武汉三镇等全国各地的学生请愿代表陆续到达南京，最多时有近万人，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
十一日上午起，学生代表陆续在中央党部集中，先是在门口排队，后来人太多了，挤进了中央党部大门。党部警卫们劝住无效，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这时候蒋委员长已经到了，正在楼上开会。
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当局叫学生推举代表到里面讲话，学生当即推出八位为代表。
这八位被引到会客室后，从楼上下来的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张继、吴铁城两位委员。
而张继首先用告诫的口气对学生代表们说，当前的国事，国民政府已有既定政策。同学们应该坚决拥护，安心读书，不要听信谣言。
学生代表们听到“谣言”两字，愤怒地反问道，东北的大片土地被日军占了，几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道这是谣言
学生代表又说，我们不辞劳苦，来首都是为了几千万东北同胞请命。国难当头，请求政府采取坚决的态度，我们比无他求。
吴铁城打断了学生代表的话，叫他们回去写出书面报告提交给政府研究。
学生代表们一听，知道这是拖延糊弄他们，就坚决地说，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求政府坚决抗日！蒋委员长是政府的最高决策人，要他和全体同学们讲清楚政府的政策就行。
张继、吴铁城见糊弄不过去，只好回到会议室汇报。
听完汇报后的蒋委员长怒形于色。和老蒋渊源颇深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见状，就提出学生问题应当由教育部处理。
消息传到楼下，学生大哗，齐声高呼我们要抗战，我们要见蒋委员长，怒骂之声震动整个中央党部。
几个警卫上前想把学生推离，由于人太多推不动，警卫就用力拖，学生误以为要动武，便使劲向前冲。
混乱之中，忽听到一声枪响。学生们听到枪声，边骂边退，涌出了中央党部。这一枪是侍卫队放的，为的是恐吓学生。
各地学生在十一号的请愿，不仅没有见到蒋委员长，而且还遭到武力威胁，但他们毫不屈服。
十二号早晨，请愿学生们又齐集到国民政府大门外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要求蒋委员长接见。
等到十一点来钟，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祖出来见学生，学生们坐在地上不理他。
贺耀祖悻悻地说，同学们来京请愿，是出于爱国热忱，和国民政府的想法是一致的。蒋委员长深为嘉许。
贺耀祖还没说完，广场上嘘声四起。
何耀祖顿顿，继续说，同学们的意见很好，但我们必须估计一下我们自己的力量，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如果我们只图一时的气愤，轻举妄动，后果不堪设想，云云。贺的话中没有提到一次“抗战”两字。
一位学生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责问道，照你的说法，我们只有听凭日本的侵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把握去抗战？
另一位学生说，政府坚持内战，制造分裂，还说外国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这个责任该有谁负啊？
一时，“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等口号声响彻广场。
贺耀祖见状，恼羞成怒，声称学生开枪的事必须追究，只有先扫除奸人才谈得上团结。
学生们一听居然诬陷昨天在中央党部开枪是学生干的，和学生们玩贼喊捉贼的一套，顿时就像一桶冷水倒进滚开的油锅一样，广场上立即掀起一片怒骂之声。
学生们责问：“到底是谁捣乱？”“我们要求你交出奸人来！”问得贺耀祖哑口无言。
贺耀祖的奸计不成，怕局面失控，更是为了自己脱身，连忙说：好好，我将把你们的意见向中央称述。说着就溜下台，躲起来了。
下午，请愿学生增加到五、六千人，他们大多数带着被子、毯子等，表示坚决要见蒋委员长，见不到不走。
入夜，学生们露宿在国民政府外的广场上。十一月夜晚的天气已很寒冷，不少女同学互相背靠背挤在一起御寒，这种爱国之心令警察都感动了，他们尽量减少警卫范围，便于同学们活动。
（六）
十三日，请愿学生的人数又有增加，国民政府附近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当局紧张起来，选派了50名便衣警察，化装成学生模样，三个两个的混入广场。
到了中午，考试院长戴季陶慢吞吞地来了，与学生们见面。他避而不谈抗战的实质性问题。说来说去就是不能抵抗，抵抗的话，三天之内就要亡国。
学生们早已听得不耐烦了，纷纷怒骂。
乘着这时广场嘈杂之际，混入学生们中间的便衣警察借机高喊：“走，走，走，吃饭去，不听他的无用一套！”
有小部分同学不明就里，就跟着走了，接着大部队也不知不觉地跟着移动了。此时，队伍中有人出来阻止，但已来不及了。不到半小时，广场上空空如也。当局自以为得计。
（七）
不料，黄昏时，学生们又全回来了，人数还有所增加，队伍排得更整齐，表情也严肃起来，当局一看，怕要出大乱子，只好有所放松警戒。到了晚上，天空下起了雨。原来不许学生们进入国民政府大门，随着雨越下越大，警卫们也不能无动于衷，只好退到二道门。把大门内的走廊和会客室让给学生们避雨、休息。这样局势才有所缓解。但当局还是借来了军棍几十条，作为防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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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军队抗击日军侵略的淞沪抗战共有两次，一次在1932年1月开始，第二次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
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历次中日开打一样，开始总是日本人挑衅，双方摩擦，接着大打出手。
当时蒋介石因政治需要正下野。
（二）.
1月底的上海，天降大雪，将士大都来自南方福建、广东的十九路军几乎没有棉衣，可怜将士们穿着单衣，短裤露膝，趴在掩体里，在冰天雪地里警戒着，并不断和日军作战。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尤其战役开始后，明显感觉到作为十九路军主要火力的手榴弹供应不上，但南京政府始终不予以回应。
（三）.
1月29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南京政府的最高中枢——中央政治会议举行了紧急会议。在会上，行政院长汪精卫悲观地说，上海如果一开打，南京怕就是不能呆了，要决心迁移政府。
蒋介石接着说，这个，上海这个仗，实在是打不得。人家是有备而来，我们岂能凭一时之勇。
其实当时蒋已握大部兵权，但还没有名正言顺，他生怕一旦打败，归罪于他一人，所以很难得的和汪精卫保持了一致。
汪、蒋都表态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会议决定，迁都洛阳。
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五院院长联合签署移驻洛阳宣言。
1月3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率1000多官员及相关人员从下关火车站，乘火车北上赴洛阳。而此时日本的军舰已到达京口——镇江。
（四）.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第十九路军，原是中山先生麾下的一支劲旅，有着参加大革命的光荣传统，当时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指挥，京(南京)沪(上海)卫戍司令为陈铭枢。
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上下主张坚决回应日军的挑衅，社会各界也积极响应。特别是1931年9月8日，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全国都把张学良骂成不抵抗将军，民族罪人。其实张主要是替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背黑锅。
当时，全国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抗议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当时的首都南京，由于当局采取压制手段，表面上还算风平浪静。
但好景不长，戒备森严的南京，也不断出现“要求对日宣战”、“驱逐倭寇”、“收复失地”、“反对退让”等标语，警察奉命只好暗中偷偷去撕毁。
从九月十八日东北遭侵略二个月后的十一月十日起，北平、天津、上海、武汉三镇等全国各地的学生请愿代表陆续到达南京，最多时有近万人，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
十一日上午起，学生代表陆续在中央党部集中，先是在门口排队，后来人太多了，挤进了中央党部大门。党部警卫们劝住无效，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这时候蒋委员长已经到了，正在楼上开会。
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当局叫学生推举代表到里面讲话，学生当即推出八位为代表。
这八位被引到会客室后，从楼上下来的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张继、吴铁城两位委员。
而张继首先用告诫的口气对学生代表们说，当前的国事，国民政府已有既定政策。同学们应该坚决拥护，安心读书，不要听信谣言。
学生代表们听到“谣言”两字，愤怒地反问道，东北的大片土地被日军占了，几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道这是谣言
学生代表又说，我们不辞劳苦，来首都是为了几千万东北同胞请命。国难当头，请求政府采取坚决的态度，我们比无他求。
吴铁城打断了学生代表的话，叫他们回去写出书面报告提交给政府研究。
学生代表们一听，知道这是拖延糊弄他们，就坚决地说，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求政府坚决抗日！蒋委员长是政府的最高决策人，要他和全体同学们讲清楚政府的政策就行。
张继、吴铁城见糊弄不过去，只好回到会议室汇报。
听完汇报后的蒋委员长怒形于色。和老蒋渊源颇深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见状，就提出学生问题应当由教育部处理。
消息传到楼下，学生大哗，齐声高呼我们要抗战，我们要见蒋委员长，怒骂之声震动整个中央党部。
几个警卫上前想把学生推离，由于人太多推不动，警卫就用力拖，学生误以为要动武，便使劲向前冲。
混乱之中，忽听到一声枪响。学生们听到枪声，边骂边退，涌出了中央党部。这一枪是侍卫队放的，为的是恐吓学生。
各地学生在十一号的请愿，不仅没有见到蒋委员长，而且还遭到武力威胁，但他们毫不屈服。
十二号早晨，请愿学生们又齐集到国民政府大门外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要求蒋委员长接见。
等到十一点来钟，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祖出来见学生，学生们坐在地上不理他。
贺耀祖悻悻地说，同学们来京请愿，是出于爱国热忱，和国民政府的想法是一致的。蒋委员长深为嘉许。
贺耀祖还没说完，广场上嘘声四起。
何耀祖顿顿，继续说，同学们的意见很好，但我们必须估计一下我们自己的力量，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如果我们只图一时的气愤，轻举妄动，后果不堪设想，云云。贺的话中没有提到一次“抗战”两字。
一位学生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责问道，照你的说法，我们只有听凭日本的侵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把握去抗战？
另一位学生说，政府坚持内战，制造分裂，还说外国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这个责任该有谁负啊？
一时，“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等口号声响彻广场。
贺耀祖见状，恼羞成怒，声称学生开枪的事必须追究，只有先扫除奸人才谈得上团结。
学生们一听居然诬陷昨天在中央党部开枪是学生干的，和学生们玩贼喊捉贼的一套，顿时就像一桶冷水倒进滚开的油锅一样，广场上立即掀起一片怒骂之声。
学生们责问：“到底是谁捣乱？”“我们要求你交出奸人来！”问得贺耀祖哑口无言。
贺耀祖的奸计不成，怕局面失控，更是为了自己脱身，连忙说：好好，我将把你们的意见向中央称述。说着就溜下台，躲起来了。
下午，请愿学生增加到五、六千人，他们大多数带着被子、毯子等，表示坚决要见蒋委员长，见不到不走。
入夜，学生们露宿在国民政府外的广场上。十一月夜晚的天气已很寒冷，不少女同学互相背靠背挤在一起御寒，这种爱国之心令警察都感动了，他们尽量减少警卫范围，便于同学们活动。
（六）
十三日，请愿学生的人数又有增加，国民政府附近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当局紧张起来，选派了50名便衣警察，化装成学生模样，三个两个的混入广场。
到了中午，考试院长戴季陶慢吞吞地来了，与学生们见面。他避而不谈抗战的实质性问题。说来说去就是不能抵抗，抵抗的话，三天之内就要亡国。
学生们早已听得不耐烦了，纷纷怒骂。
乘着这时广场嘈杂之际，混入学生们中间的便衣警察借机高喊：“走，走，走，吃饭去，不听他的无用一套！”
有小部分同学不明就里，就跟着走了，接着大部队也不知不觉地跟着移动了。此时，队伍中有人出来阻止，但已来不及了。不到半小时，广场上空空如也。当局自以为得计。
（七）
不料，黄昏时，学生们又全回来了，人数还有所增加，队伍排得更整齐，表情也严肃起来，当局一看，怕要出大乱子，只好有所放松警戒。到了晚上，天空下起了雨。原来不许学生们进入国民政府大门，随着雨越下越大，警卫们也不能无动于衷，只好退到二道门。把大门内的走廊和会客室让给学生们避雨、休息。这样局势才有所缓解。但当局还是借来了军棍几十条，作为防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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