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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先做对的事，赚钱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从佛罗里达州海岸开船出海，海上是钓鱼的好地方。我把股票完全放下了，很放松，过得十分高兴。一天，几个朋友开摩托艇从棕榈海滩过来找我，其中一个随身带了张报纸。当时，我几天没看报纸了，也不太想看，我对任何新闻都没啥兴趣。但我扫了一眼他带上游轮的那张，发现市场已经大幅反弹，涨了十多点。
我说，我想和他们一起上岸。偶尔小幅反弹是合理的。熊市还没结束呢，华尔街上那群愚蠢而绝望的利益相关者，全然不顾货币环境，脑子进水，亲自上阵或指示他人哄抬股价，实在让我受不了。我只是想去看看市场，并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但我知道，我特别想看看报价板。
我的券商，哈丁兄弟公司，在棕榈海滩有个分部。我走进去的时候见到了不少熟面孔，大都看好后市。他们都是读盘的短线，而短线只需操作迅速，没有远见，因为不需要有远见。我说过，我就做快线，纽约交易所的人都叫我“少年杀手”。当然，人们总会夸大赢家的盈利量和交易额。这里的人听说我是纽约的大空头，就认为我会再次猛放空。他们相信市场会继续上扬，而我的职责就是和牛市作战。
我是来佛罗里达钓鱼的，前段时间压力太大，我需要好好休个假。但当我看到价格反弹得有点离谱，就再也不觉得需要休假了。我一开始没考虑上岸后要做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我要卖空。如果我是对的，我就必须证明我是对的，而要证明我是对的，就得用我那一贯的唯一的方法来证明，也就是一捆捆的钞票。通盘放空将是一种适宜的、有远见的、赚钱的甚至是爱国的行为。44我在报价板上先看到了安纳康达的股票，即将突破300点。它蹦蹦跳跳地一路飙升，显然有实力雄厚的财团在撑盘。我一直坚信的理论中有这么一条：股价首次突破100、200或300块后，不会在整数点上停下，而是会继续涨得更高，所以，如果在它突破整数大关时立即买进，肯定有利润。胆小的人不喜欢在股价新高点买入，而我则相反，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在指导我。
安纳康达只是面值25美元的股票，400股安纳康达才等于100股其他正常的100面值的股票。我预计安纳康达突破300点后会继续走高，应该很快就能涨到340点。
别忘了，我可是看跌大盘的，但我也读盘做交易。我了解安纳康达，按照我的估计，它应该会迅速上涨。活跃股总能吸引我。虽然我已经学会了耐心与等待，但还是喜欢大涨大跌，而安纳康达可不是横盘的牛皮股。我急切地渴望证实自己的观察是否正确，这种急切的渴望在我心里燃烧，所以在安纳康达突破300块时，我买进了。
当时的大盘显示买盘比卖盘多，所以应该还会再涨一些，最好暂时不要急着做空，我需要等。但我不能干等着，等的这段时间也可以赚些花销。怎么做呢？就是在安纳康达上做个快线，赚30个点即可。没错，我看跌后市的同时，却对这支个股看涨。所以我买进了3.2万股安纳康达，相当于8000整股。这么做是有点冒进，但我对自己的判断胸有成竹，而且据我估计，这次的盈利可以增加我的本金，可以在后市的放空操作中派上用场。
第二天，不知道是因为北方的暴风雨还是怎么的，电报中断了，我只能在哈丁公司等消息。无法交易的时候大家就会聚在一起闲聊，做各种猜测，那天我们就在闲聊。后来，我们等来了那天唯一的报价：安纳康达，292块。当时，我在纽约认识的一个股商和我在一起，他知道我做多了8000整股的安纳康达，我觉得他手里也有点，因为看到报价时，他相当抓狂。他说，不知道消息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又跌了十点了。我却很淡定，以安纳康达的涨势来看，暂时跌二十几个点很正常。我对他说：“别担心，约翰，明天就好了。”我的确是这样想的，但他只是看着我，摇了摇头。他觉得自己比我懂，他就是那种人。我笑了笑，在公司继续等新传来的报价，但那天再也没有新的信息发来。我们只知道安纳康达跌到了292块，对我来说，这等于凭空出现了将近十万美元的账面亏损。我想来招快的，现在我得到了。
第二天，电报线修好了，我们又正常收到报价了。安纳康达开盘298，然后涨到了302，但很快就开始回踩，同时其他股票也表现不对，迟迟不愿跌的样子。我立刻决定：如果安纳康达跌到301，那我就得重新全盘考虑，它的动作是不是被人操纵了。如果一切正常，安纳康达应该会一直涨到310块，如果回档，就说明我被骗了，我的操作有误。人犯错的时候，唯一该做的就是不要再错下去。我持有8000整股，本指望能涨三四十点。这不是我第一次犯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果然，安纳康达跌回了301，它一跌到这个价位，我就偷偷跑到电报员那里，让他直接给纽约总部发报，我对他说：“把我所有的安纳康达全抛掉，8000整股。”我压低了声音，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干什么。
他抬起头看着我，非常害怕，但我再次点头说：“全部抛掉！”
“好的，利文斯顿先生，你不是说按市价吧？”他的表情看起来就像自己要亏几百万，而且只是因为一个粗心代理人的傻帽操作。但我只是告诉他：“快抛掉！别问了！”
当时吉姆·布莱克和奥利弗·布莱克两兄弟也在大客户室，但显然应该听不见我和电报员的对话。他们从芝加哥来，曾经是小麦期货商，名声在外；现在是纽交所里举足轻重的股商，非常富有，挥金如土。
我离开电报员想返回报价板前的座位，奥利弗·布莱克笑着冲我点了点头。“你会后悔的，拉里。”他说。
我停住脚步，问道：“什么意思？”
“明天你就得买回来。”
“把什么买回来？”我说。除了电报员外，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笔交易。
“安纳康达，”他说，“你明天得以每股320块把它买回来，你这招可不咋样啊，拉里。”他又笑了笑。
“哪招不咋样啊？”我看起来很无辜。
“按市价抛出你的8000整股安纳康达啊，你应该持股的。”奥利弗·布莱克说。
我知道他很聪明，而且常常根据内线消息交易，但我不明白他怎么这么清楚我的交易，我确信公司不会透露我的操作。
“奥利，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他大笑起来，告诉我说：“是查理·克里特兹告诉我的。”就是那个电报员。
“但他没有离开过座位呀！”我说。
“我听不见你们俩在说什么，”他笑着说，“但他为你向纽约发的电报，我可听得一清二楚。几年前因为电报方面的问题，我和别人吵了一架，后来我就学会了电报密码。从那时起，每当我口头下单后——就像你对电报员做的一样——都会亲自确认他们是否按我的原意把消息发出去了，我能知道他以我的名义发出的消息是什么。你一定会后悔清空安纳康达的，它会涨到500块。”
“这次不会，奥利。”我说。
他盯着我说：“你倒是挺自信嘛。”
“不是我自信，是行情记录告诉我的。”我说。当然，客户室里没有报价器，所以没有记录，但是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听说有些人，”他说，“读盘时看到的不是价格，而是像看列车时刻表一样，看到的是什么股票什么时候会到站、离站。但这些人都住在精神病房里，小包间的，四面墙都包着软垫，以免他们自残。”
我没有接下话茬，因为这时服务生给我送来一张便函，他们以299块为我抛出了500股。很明显，这里的报价和市价有时差。我让电报员抛出的时候，棕榈海滩报价板上是301点，但同一时间纽约证交所里的价格已经不是这个价了，所以如果当场有人愿用296块的价位买走我的股票，我会开心得要死，马上接受。可见，我不用限价交易是正确的。假如我限价300块抛，那我就永远脱不了手了，我必须保证自己不被套住。
我在股价300块时买的安纳康达，他们在299价位抛出了500整股，在299点抛出了1000股，在299抛出了100股，在299点抛出了200股，在299抛出了200股，其余是在298价位抛出的。哈丁公司最聪明能干的场内交易员花了15分钟才帮我脱手最后100股，他们不想把股价砸死。
接到最后一笔卖单的成交报告后，我正式开始做空，这才是我上岸的真正目的。我必须这么做。市场已经疯涨过了，急需做空。但大家又开始看涨。市场走势告诉我，涨势已经到头。毫无疑问，做空很安全，想都不用想。
第二天，安纳康达开盘在296块以下，等待股价继续上扬的奥利弗·布莱克早早来到大客户室，准备随时现场迎接它突破320块。我不知道他是否持股，持了多少，但他看到开盘价时却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一整天都没笑。安纳康达持续下跌，最后我们收到消息说，根本没人接盘。
这已经够说明问题的了。我的账面利润持续增加，每个小时都在提醒我，我的判断是对的。于是我卖空了更多的股票。可以说卖空了一切股票！现在可是熊市，所有股票都在跌。第二天是星期五，华盛顿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持有相当大笔的空头，所以必须放弃钓鱼，离开佛罗里达，纽约有人等我。谁在等我？我自己啊。棕榈海滩太远太偏僻了，电报的往返会耽误大量宝贵的时间。
我离开棕榈海滩赶往纽约。星期一，我被迫在圣奥古斯丁逗留了三个小时等火车。那里有家券商，我自然要去看看市场的表现，不会干等着。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安纳康达又低了几个点。实际上，它后来一直跌，根本停不下来，直到那年秋天的大崩盘。
回到纽约后，我连续四个月都在卖空。市场反弹挺正常，我就不停地平仓然后再做空。严格说来，我没能坚守仓位。别忘了，我曾经把在旧金山地震中赚的三十万美元全赔光了，我判断对了，却赔光了。经历过逆境，人会特别享受身处顺境的感觉，即使他没有爬到最高峰，所以我采取了安全的操作模式。只要劳动，人就会赚钱，但只有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判断才能赚大钱。做这行一定要理论结合实际，既要研究理论，也要用理论预测未来。
虽然现在看来，那场战役的策略并不完善，但结果还不错。那年夏天，市场出现盘整，显然难有大作为了，我们要一直等到秋天才有大事可做。我的熟人们都准备或已经到欧洲去度假了，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也清了盘，坐船去了欧洲。我共获利75万美元，对当时的我来说算一个不小的数目。
我到了艾克斯莱班45，玩得很开心。我也确实得休个假了，能带着大捆钞票在这么个地方度假真是太棒了，而且还有一帮好朋友和熟人，大家都一心玩乐。在艾克斯莱班，想找乐子一点都不费劲。华尔街是那么遥远，我完全想不起来，在美国的度假村可从来没有这样放松的感觉。我不用听别人聊市场，也不必做交易。我手里的钱够用很久，而且当我回到纽约，就有办法把整个夏天在欧洲的开销都赚回来，甚至赚得更多。
一天，我在《巴黎先驱报》上读到一条纽约快讯，说斯迈特公司宣布派发额外分红。消息一出，斯迈特股票大涨，整个市场也恢复了强劲势头。当然，这也改变了我在艾克斯莱班的一切。这条消息明确表明，多头集团还在和大环境做殊死斗争，与常识和诚实对着干。他们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便想用这套手段哄抬市场，好在暴风雨袭击他们之前把所有持股倒进市场。也可能是他们觉得危险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那么迫在眉睫。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们也会像政客一样不顾实际情况去空想，这跟普通傻子没什么区别，我可不能那么干。也许证券发行商或新股承销商可以承受这种空想带来的后果，可投机商绝不能染上这样的恶习，那将是致命的。
无论如何我都知道，总有人在熊市炒作多头，他们无一例外都注定一败涂地。我一读到那条快讯就开始不舒服，而我知道只有一种做法可以让我平静下来，那就是放空斯迈特。为什么呢？内线们在金融危机迫近的当口提高股息率，就像跪着求我放空一样。这很让我生气，就像小时候那些对你说“你敢打我吗？你打我呀，你打我呀”的人一样。他们在激我卖空它。
我用电报下了斯迈特的卖单，同时建议纽约的朋友们一起放空。当我收到券商发回的成交报告时，发现成交价格比我在《巴黎先驱报》上看到的报价低了6个点。你明白当时的情况了吧？
我原计划月底回巴黎，玩三周再坐船回纽约。但一拿到成交报告，我立刻就动身回巴黎了。到达巴黎当天我就给船务公司打了电话，得知第二天就有一班快轮去纽约。我订了票。
我回到了纽约，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这里是我卖空的最佳战场，这里是我的家，而且我有五十多万美元做保证金。我回来不是因为我看空后市，而是因为我相信精密的逻辑推理。
我继续加码放空。随着银根收紧，短期利率会越来越高，价格会持续走低。一切都在我预料之中。错误的预测曾让我破产；但现在，我总能预测准确，所以做得风生水起。但最值得高兴的事不是这个，而是我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职业股商，终于步入了正确的轨道。虽然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我知道该做什么，不会再盲... -->>
第九章 先做对的事，赚钱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从佛罗里达州海岸开船出海，海上是钓鱼的好地方。我把股票完全放下了，很放松，过得十分高兴。一天，几个朋友开摩托艇从棕榈海滩过来找我，其中一个随身带了张报纸。当时，我几天没看报纸了，也不太想看，我对任何新闻都没啥兴趣。但我扫了一眼他带上游轮的那张，发现市场已经大幅反弹，涨了十多点。
我说，我想和他们一起上岸。偶尔小幅反弹是合理的。熊市还没结束呢，华尔街上那群愚蠢而绝望的利益相关者，全然不顾货币环境，脑子进水，亲自上阵或指示他人哄抬股价，实在让我受不了。我只是想去看看市场，并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但我知道，我特别想看看报价板。
我的券商，哈丁兄弟公司，在棕榈海滩有个分部。我走进去的时候见到了不少熟面孔，大都看好后市。他们都是读盘的短线，而短线只需操作迅速，没有远见，因为不需要有远见。我说过，我就做快线，纽约交易所的人都叫我“少年杀手”。当然，人们总会夸大赢家的盈利量和交易额。这里的人听说我是纽约的大空头，就认为我会再次猛放空。他们相信市场会继续上扬，而我的职责就是和牛市作战。
我是来佛罗里达钓鱼的，前段时间压力太大，我需要好好休个假。但当我看到价格反弹得有点离谱，就再也不觉得需要休假了。我一开始没考虑上岸后要做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我要卖空。如果我是对的，我就必须证明我是对的，而要证明我是对的，就得用我那一贯的唯一的方法来证明，也就是一捆捆的钞票。通盘放空将是一种适宜的、有远见的、赚钱的甚至是爱国的行为。44我在报价板上先看到了安纳康达的股票，即将突破300点。它蹦蹦跳跳地一路飙升，显然有实力雄厚的财团在撑盘。我一直坚信的理论中有这么一条：股价首次突破100、200或300块后，不会在整数点上停下，而是会继续涨得更高，所以，如果在它突破整数大关时立即买进，肯定有利润。胆小的人不喜欢在股价新高点买入，而我则相反，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在指导我。
安纳康达只是面值25美元的股票，400股安纳康达才等于100股其他正常的100面值的股票。我预计安纳康达突破300点后会继续走高，应该很快就能涨到340点。
别忘了，我可是看跌大盘的，但我也读盘做交易。我了解安纳康达，按照我的估计，它应该会迅速上涨。活跃股总能吸引我。虽然我已经学会了耐心与等待，但还是喜欢大涨大跌，而安纳康达可不是横盘的牛皮股。我急切地渴望证实自己的观察是否正确，这种急切的渴望在我心里燃烧，所以在安纳康达突破300块时，我买进了。
当时的大盘显示买盘比卖盘多，所以应该还会再涨一些，最好暂时不要急着做空，我需要等。但我不能干等着，等的这段时间也可以赚些花销。怎么做呢？就是在安纳康达上做个快线，赚30个点即可。没错，我看跌后市的同时，却对这支个股看涨。所以我买进了3.2万股安纳康达，相当于8000整股。这么做是有点冒进，但我对自己的判断胸有成竹，而且据我估计，这次的盈利可以增加我的本金，可以在后市的放空操作中派上用场。
第二天，不知道是因为北方的暴风雨还是怎么的，电报中断了，我只能在哈丁公司等消息。无法交易的时候大家就会聚在一起闲聊，做各种猜测，那天我们就在闲聊。后来，我们等来了那天唯一的报价：安纳康达，292块。当时，我在纽约认识的一个股商和我在一起，他知道我做多了8000整股的安纳康达，我觉得他手里也有点，因为看到报价时，他相当抓狂。他说，不知道消息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又跌了十点了。我却很淡定，以安纳康达的涨势来看，暂时跌二十几个点很正常。我对他说：“别担心，约翰，明天就好了。”我的确是这样想的，但他只是看着我，摇了摇头。他觉得自己比我懂，他就是那种人。我笑了笑，在公司继续等新传来的报价，但那天再也没有新的信息发来。我们只知道安纳康达跌到了292块，对我来说，这等于凭空出现了将近十万美元的账面亏损。我想来招快的，现在我得到了。
第二天，电报线修好了，我们又正常收到报价了。安纳康达开盘298，然后涨到了302，但很快就开始回踩，同时其他股票也表现不对，迟迟不愿跌的样子。我立刻决定：如果安纳康达跌到301，那我就得重新全盘考虑，它的动作是不是被人操纵了。如果一切正常，安纳康达应该会一直涨到310块，如果回档，就说明我被骗了，我的操作有误。人犯错的时候，唯一该做的就是不要再错下去。我持有8000整股，本指望能涨三四十点。这不是我第一次犯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果然，安纳康达跌回了301，它一跌到这个价位，我就偷偷跑到电报员那里，让他直接给纽约总部发报，我对他说：“把我所有的安纳康达全抛掉，8000整股。”我压低了声音，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干什么。
他抬起头看着我，非常害怕，但我再次点头说：“全部抛掉！”
“好的，利文斯顿先生，你不是说按市价吧？”他的表情看起来就像自己要亏几百万，而且只是因为一个粗心代理人的傻帽操作。但我只是告诉他：“快抛掉！别问了！”
当时吉姆·布莱克和奥利弗·布莱克两兄弟也在大客户室，但显然应该听不见我和电报员的对话。他们从芝加哥来，曾经是小麦期货商，名声在外；现在是纽交所里举足轻重的股商，非常富有，挥金如土。
我离开电报员想返回报价板前的座位，奥利弗·布莱克笑着冲我点了点头。“你会后悔的，拉里。”他说。
我停住脚步，问道：“什么意思？”
“明天你就得买回来。”
“把什么买回来？”我说。除了电报员外，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笔交易。
“安纳康达，”他说，“你明天得以每股320块把它买回来，你这招可不咋样啊，拉里。”他又笑了笑。
“哪招不咋样啊？”我看起来很无辜。
“按市价抛出你的8000整股安纳康达啊，你应该持股的。”奥利弗·布莱克说。
我知道他很聪明，而且常常根据内线消息交易，但我不明白他怎么这么清楚我的交易，我确信公司不会透露我的操作。
“奥利，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他大笑起来，告诉我说：“是查理·克里特兹告诉我的。”就是那个电报员。
“但他没有离开过座位呀！”我说。
“我听不见你们俩在说什么，”他笑着说，“但他为你向纽约发的电报，我可听得一清二楚。几年前因为电报方面的问题，我和别人吵了一架，后来我就学会了电报密码。从那时起，每当我口头下单后——就像你对电报员做的一样——都会亲自确认他们是否按我的原意把消息发出去了，我能知道他以我的名义发出的消息是什么。你一定会后悔清空安纳康达的，它会涨到500块。”
“这次不会，奥利。”我说。
他盯着我说：“你倒是挺自信嘛。”
“不是我自信，是行情记录告诉我的。”我说。当然，客户室里没有报价器，所以没有记录，但是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听说有些人，”他说，“读盘时看到的不是价格，而是像看列车时刻表一样，看到的是什么股票什么时候会到站、离站。但这些人都住在精神病房里，小包间的，四面墙都包着软垫，以免他们自残。”
我没有接下话茬，因为这时服务生给我送来一张便函，他们以299块为我抛出了500股。很明显，这里的报价和市价有时差。我让电报员抛出的时候，棕榈海滩报价板上是301点，但同一时间纽约证交所里的价格已经不是这个价了，所以如果当场有人愿用296块的价位买走我的股票，我会开心得要死，马上接受。可见，我不用限价交易是正确的。假如我限价300块抛，那我就永远脱不了手了，我必须保证自己不被套住。
我在股价300块时买的安纳康达，他们在299价位抛出了500整股，在299点抛出了1000股，在299抛出了100股，在299点抛出了200股，在299抛出了200股，其余是在298价位抛出的。哈丁公司最聪明能干的场内交易员花了15分钟才帮我脱手最后100股，他们不想把股价砸死。
接到最后一笔卖单的成交报告后，我正式开始做空，这才是我上岸的真正目的。我必须这么做。市场已经疯涨过了，急需做空。但大家又开始看涨。市场走势告诉我，涨势已经到头。毫无疑问，做空很安全，想都不用想。
第二天，安纳康达开盘在296块以下，等待股价继续上扬的奥利弗·布莱克早早来到大客户室，准备随时现场迎接它突破320块。我不知道他是否持股，持了多少，但他看到开盘价时却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一整天都没笑。安纳康达持续下跌，最后我们收到消息说，根本没人接盘。
这已经够说明问题的了。我的账面利润持续增加，每个小时都在提醒我，我的判断是对的。于是我卖空了更多的股票。可以说卖空了一切股票！现在可是熊市，所有股票都在跌。第二天是星期五，华盛顿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持有相当大笔的空头，所以必须放弃钓鱼，离开佛罗里达，纽约有人等我。谁在等我？我自己啊。棕榈海滩太远太偏僻了，电报的往返会耽误大量宝贵的时间。
我离开棕榈海滩赶往纽约。星期一，我被迫在圣奥古斯丁逗留了三个小时等火车。那里有家券商，我自然要去看看市场的表现，不会干等着。和上一个交易日相比，安纳康达又低了几个点。实际上，它后来一直跌，根本停不下来，直到那年秋天的大崩盘。
回到纽约后，我连续四个月都在卖空。市场反弹挺正常，我就不停地平仓然后再做空。严格说来，我没能坚守仓位。别忘了，我曾经把在旧金山地震中赚的三十万美元全赔光了，我判断对了，却赔光了。经历过逆境，人会特别享受身处顺境的感觉，即使他没有爬到最高峰，所以我采取了安全的操作模式。只要劳动，人就会赚钱，但只有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判断才能赚大钱。做这行一定要理论结合实际，既要研究理论，也要用理论预测未来。
虽然现在看来，那场战役的策略并不完善，但结果还不错。那年夏天，市场出现盘整，显然难有大作为了，我们要一直等到秋天才有大事可做。我的熟人们都准备或已经到欧洲去度假了，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也清了盘，坐船去了欧洲。我共获利75万美元，对当时的我来说算一个不小的数目。
我到了艾克斯莱班45，玩得很开心。我也确实得休个假了，能带着大捆钞票在这么个地方度假真是太棒了，而且还有一帮好朋友和熟人，大家都一心玩乐。在艾克斯莱班，想找乐子一点都不费劲。华尔街是那么遥远，我完全想不起来，在美国的度假村可从来没有这样放松的感觉。我不用听别人聊市场，也不必做交易。我手里的钱够用很久，而且当我回到纽约，就有办法把整个夏天在欧洲的开销都赚回来，甚至赚得更多。
一天，我在《巴黎先驱报》上读到一条纽约快讯，说斯迈特公司宣布派发额外分红。消息一出，斯迈特股票大涨，整个市场也恢复了强劲势头。当然，这也改变了我在艾克斯莱班的一切。这条消息明确表明，多头集团还在和大环境做殊死斗争，与常识和诚实对着干。他们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便想用这套手段哄抬市场，好在暴风雨袭击他们之前把所有持股倒进市场。也可能是他们觉得危险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那么迫在眉睫。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们也会像政客一样不顾实际情况去空想，这跟普通傻子没什么区别，我可不能那么干。也许证券发行商或新股承销商可以承受这种空想带来的后果，可投机商绝不能染上这样的恶习，那将是致命的。
无论如何我都知道，总有人在熊市炒作多头，他们无一例外都注定一败涂地。我一读到那条快讯就开始不舒服，而我知道只有一种做法可以让我平静下来，那就是放空斯迈特。为什么呢？内线们在金融危机迫近的当口提高股息率，就像跪着求我放空一样。这很让我生气，就像小时候那些对你说“你敢打我吗？你打我呀，你打我呀”的人一样。他们在激我卖空它。
我用电报下了斯迈特的卖单，同时建议纽约的朋友们一起放空。当我收到券商发回的成交报告时，发现成交价格比我在《巴黎先驱报》上看到的报价低了6个点。你明白当时的情况了吧？
我原计划月底回巴黎，玩三周再坐船回纽约。但一拿到成交报告，我立刻就动身回巴黎了。到达巴黎当天我就给船务公司打了电话，得知第二天就有一班快轮去纽约。我订了票。
我回到了纽约，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这里是我卖空的最佳战场，这里是我的家，而且我有五十多万美元做保证金。我回来不是因为我看空后市，而是因为我相信精密的逻辑推理。
我继续加码放空。随着银根收紧，短期利率会越来越高，价格会持续走低。一切都在我预料之中。错误的预测曾让我破产；但现在，我总能预测准确，所以做得风生水起。但最值得高兴的事不是这个，而是我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职业股商，终于步入了正确的轨道。虽然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我知道该做什么，不会再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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