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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朋友。”方玉斌心里满是狐疑，嘴上却附和道。
楚蔓身后，还站着一位美男子，一米八的个头，额头宽阔，鼻梁高挺，身穿休闲装，肩上还围着一条花格子围巾。
袁瑞朗介绍道：“这位是昊辰影视公司的赵晓宇，圈内有名的导演。”
赵晓宇主动伸出手来：“方总，久闻你的大名。”
隔了几秒钟，方玉斌才缓缓伸出右手：“不敢当，是我久仰你的大名。之前一直想拜访，却不得其门而入。”
虽然未曾谋面，但方玉斌对赵晓宇却有一肚子抱怨。华子贤投资的昊辰影视，其前身就是青年导演赵晓宇创立的晓宇工作室。赵晓宇是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影视公司成立后，他只出任艺术总监，婉拒了总经理的位置。华子贤对影视公司并不上心，连总经理也懒得派，因此公司的大小事情，还是由赵晓宇说了算。
昊辰影视的员工来金盛闹场，甚至把记者带进来，双方搞得很不愉快。此后不久，各大媒体都刊登出这则新闻，远在北京的丁一夫打来电话过问，更让方玉斌灰头土脸。方玉斌派人与赵晓宇联系过，希望双方面谈一次，赵晓宇却避而不见。
“之前是我失礼，还望方总海涵。”赵晓宇的态度颇为客气。
方玉斌勉强挤出一点笑容：“言重了。你当初派人上门，又是演《白毛女》，又是唱《窦娥冤》，让我免费享用了一顿文艺大餐，说来还要谢谢你。”
袁瑞朗哈哈大笑：“大家也算不打不相识，今天坐在一起，那些不愉快的事就不提了。”他接着说：“不过，唱《白毛女》和《窦娥冤》的事，还真不能怪晓宇。人家是大导演，心思全在电影上，可没兴趣弄这些三脚猫功夫。”
“这事还得怪我。”袁瑞朗又说，“当初我和一个记者朋友聊天，他说昊辰讨债的事，想上新闻不太容易，中国这么大，每天都有讨债的，这种事压根算不了新闻。我就问他，怎样才算新闻？他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想要引发媒体关注，一定得整点标新立异的东西。最后一合计，昊辰公司里最不缺的就是文艺人才，干脆去金盛门口演几出戏。这样一来，不就制造出新闻噱头了？”
方玉斌越听越糊涂，敢情袁瑞朗与赵晓宇早就认识？堵在金盛门口讨债的事，就是他们策划的？袁瑞朗这顿饭，究竟有什么企图？还有楚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一连串的问题，萦绕在方玉斌脑海中。
袁瑞朗举起酒杯：“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缘分，我看还是先干一杯，有什么话接下来慢慢聊。”
“好啊。”楚蔓第一个响应。方玉斌尽管心事重重，也只好端起酒杯。
放下酒杯，袁瑞朗点燃一支烟：“同玉斌与晓宇比起来，我痴长几岁，算是个大哥。两位老弟在我眼里，可都是难得的青年才俊。”他又把目光投向方玉斌：“你的那些光辉往事，我都跟晓宇介绍过了。晓宇的经历，你还不太清楚吧？”
袁瑞朗说起赵晓宇的经历，今年才30岁出头的赵晓宇是上海人，尽管来自平民家庭，却从小展露出过人的艺术天赋。他不仅对于电影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还画得一手好画。成绩优异的他，高考时考入北京一所理工院校，但读了两年便主动退学，转而去电影学院当起了旁听生。
20多岁时，赵晓宇被一名著名的台湾广告人相中，受邀拍摄了几部商业广告。在同龄人刚好研究生毕业，正在四处递简历找工作时，他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还积攒下100多万的片酬。
偏偏在这时，赵晓宇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他毅然辞掉北京的工作，远赴美国进修。在美国，他过起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一面在大学校园进修导演专业，一面在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打工，从编剧、摄影到服装、道具，剧组中的各种角色几乎都尝试过。
回到中国后，依旧有不少广告片找上门，赵晓宇却很少答应。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电影拍摄中。赵晓宇执导的几部影片，收获了一致好评，还在国外得到电影大奖，不过票房成绩却没有多大起色。
华子贤决定投资，并不是认为赵晓宇的电影能够创造多少利润，只不过是看在儿媳妇楚蔓的面子上。楚蔓与赵晓宇是多年好友，看着老朋友拍出的影片叫好不叫座，便央求财大气粗的公公伸出援手。
听完袁瑞朗的介绍，方玉斌笑着说：“对于搞艺术的人，尤其是导演，我打小就怀有一种敬意。”
袁瑞朗说：“晓宇是个很有思想的人。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你那么辛苦拍出的电影，最后却曲高和寡，一些俗不可耐的电影，反倒是观众如云，心里会不会不平衡？结果他引用了一位法国导演的话来回答，票房高就是人多吗？看烂片的有一万个观众，却只有一个大脑，因为观众是一类人。看好电影的有一百个观众，但有一百个大脑。”
赵晓宇摆了摆手：“取笑了，那都是我以前的想法了，如今也改变了许多。前些日子同袁总聊天，对我的启发不小。你说一位优秀的导演，一定能够驾驭不同的题材，仅仅能拍艺术片的导演，绝对算不得大师。日本的黑泽明，尝试过各种题材的电影，有一段时间还去苏联拍片；美国的斯皮尔伯格，从《侏罗纪公园》到《辛德勒的名单》，从科幻片到历史题材，每一样都能创造经典。”
袁瑞朗面朝方玉斌，说道：“你是大才子，平常也喜欢看电影，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
跟在袁瑞朗身边多年，方玉斌十分清楚老领导的风格，越是谈重要生意之前，越是喜欢聊些风花雪月调节气氛。既然人家不着急谈正事，自己只能沉住气。方玉斌微笑着说：“最近几年，中国的电影市场迎来了井喷行情，票房收入增长了好几倍。不过，许多人却对这种态势忧心忡忡，究其原因，大概是井喷行情之下，并没有几部拿得出手的佳作，不像好莱坞，隔几年就会出现既叫好又叫座的大片。很多人甚至怀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电影界，据说当时导演聚会，大家会聊你得了什么奖，我又拿了什么奖，不像现在，导演坐一块儿，比较的是谁的票房高。”
“不过，我倒觉得，凡存在即合理，烂片横行未尝不是因为观众有看烂片的需求。”方玉斌说，“一直以来，精英掌握了话语权，中国新一代的精英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度过了自己的青年岁月，于是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80年代被神化了，仿佛那是一个人人都在读尼采的书、念北岛的诗的年代。但事实真是如此吗？起码我表示怀疑。我的老家在一座县城，身边的亲戚朋友不乏工人、农民与贩夫走卒。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什么年代，他们都不知道尼采、北岛是何方神圣。”
赵晓宇有些不解：“这些和电影有什么关系？”
方玉斌解释说：“30多年前，精英不仅垄断了话语权，更是唯一有消费实力的人群。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就是拍给他们看的，能满足这群人胃口的影片，艺术成就自然较高。但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人有钱了，贩夫走卒也能看电影了。更要命的是，一张电影票卖给精英是60元，卖给普通人也是60元。这就导致了一种现象：精英依旧垄断话语权，消费主体却变成大众。于是乎，精英永远在吐槽，大众拼命在消费。”
赵晓宇若有所思地说：“你的意思是，普通大众的文化消费之前被压抑了，如今经济发展有了钱，这种需求被释放出来。而且，他们的胃口和精英并不一样，甚至他们就喜欢烂片。”
方玉斌点头道：“你可以说观众傻，品位低下，但这就是现实。他们不喜欢看那些深邃复杂的东西，就喜欢简单直接。如今的那些烂片，虽然在精英眼中一无是处，但对大众来说未尝不是喜闻乐见。”
方玉斌又说：“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电视剧市场，事实就会更加清晰。我想在座的都会认为，美剧的水平远比国产剧高。而且随着网络技术的运用，中国人看美剧也没有多大障碍。但是，当有几部国产神剧出现时，网络上的点击率动辄好几亿，把美剧远远甩在身后。”
“你想说明什么呢？”楚蔓听得入神，迫不及待地追问。
方玉斌说：“在网络空间，没有院线排片率的问题，各类电视剧在竞争中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从点击率分析... -->>
“对，老朋友。”方玉斌心里满是狐疑，嘴上却附和道。
楚蔓身后，还站着一位美男子，一米八的个头，额头宽阔，鼻梁高挺，身穿休闲装，肩上还围着一条花格子围巾。
袁瑞朗介绍道：“这位是昊辰影视公司的赵晓宇，圈内有名的导演。”
赵晓宇主动伸出手来：“方总，久闻你的大名。”
隔了几秒钟，方玉斌才缓缓伸出右手：“不敢当，是我久仰你的大名。之前一直想拜访，却不得其门而入。”
虽然未曾谋面，但方玉斌对赵晓宇却有一肚子抱怨。华子贤投资的昊辰影视，其前身就是青年导演赵晓宇创立的晓宇工作室。赵晓宇是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影视公司成立后，他只出任艺术总监，婉拒了总经理的位置。华子贤对影视公司并不上心，连总经理也懒得派，因此公司的大小事情，还是由赵晓宇说了算。
昊辰影视的员工来金盛闹场，甚至把记者带进来，双方搞得很不愉快。此后不久，各大媒体都刊登出这则新闻，远在北京的丁一夫打来电话过问，更让方玉斌灰头土脸。方玉斌派人与赵晓宇联系过，希望双方面谈一次，赵晓宇却避而不见。
“之前是我失礼，还望方总海涵。”赵晓宇的态度颇为客气。
方玉斌勉强挤出一点笑容：“言重了。你当初派人上门，又是演《白毛女》，又是唱《窦娥冤》，让我免费享用了一顿文艺大餐，说来还要谢谢你。”
袁瑞朗哈哈大笑：“大家也算不打不相识，今天坐在一起，那些不愉快的事就不提了。”他接着说：“不过，唱《白毛女》和《窦娥冤》的事，还真不能怪晓宇。人家是大导演，心思全在电影上，可没兴趣弄这些三脚猫功夫。”
“这事还得怪我。”袁瑞朗又说，“当初我和一个记者朋友聊天，他说昊辰讨债的事，想上新闻不太容易，中国这么大，每天都有讨债的，这种事压根算不了新闻。我就问他，怎样才算新闻？他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想要引发媒体关注，一定得整点标新立异的东西。最后一合计，昊辰公司里最不缺的就是文艺人才，干脆去金盛门口演几出戏。这样一来，不就制造出新闻噱头了？”
方玉斌越听越糊涂，敢情袁瑞朗与赵晓宇早就认识？堵在金盛门口讨债的事，就是他们策划的？袁瑞朗这顿饭，究竟有什么企图？还有楚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一连串的问题，萦绕在方玉斌脑海中。
袁瑞朗举起酒杯：“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缘分，我看还是先干一杯，有什么话接下来慢慢聊。”
“好啊。”楚蔓第一个响应。方玉斌尽管心事重重，也只好端起酒杯。
放下酒杯，袁瑞朗点燃一支烟：“同玉斌与晓宇比起来，我痴长几岁，算是个大哥。两位老弟在我眼里，可都是难得的青年才俊。”他又把目光投向方玉斌：“你的那些光辉往事，我都跟晓宇介绍过了。晓宇的经历，你还不太清楚吧？”
袁瑞朗说起赵晓宇的经历，今年才30岁出头的赵晓宇是上海人，尽管来自平民家庭，却从小展露出过人的艺术天赋。他不仅对于电影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还画得一手好画。成绩优异的他，高考时考入北京一所理工院校，但读了两年便主动退学，转而去电影学院当起了旁听生。
20多岁时，赵晓宇被一名著名的台湾广告人相中，受邀拍摄了几部商业广告。在同龄人刚好研究生毕业，正在四处递简历找工作时，他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还积攒下100多万的片酬。
偏偏在这时，赵晓宇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他毅然辞掉北京的工作，远赴美国进修。在美国，他过起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一面在大学校园进修导演专业，一面在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打工，从编剧、摄影到服装、道具，剧组中的各种角色几乎都尝试过。
回到中国后，依旧有不少广告片找上门，赵晓宇却很少答应。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电影拍摄中。赵晓宇执导的几部影片，收获了一致好评，还在国外得到电影大奖，不过票房成绩却没有多大起色。
华子贤决定投资，并不是认为赵晓宇的电影能够创造多少利润，只不过是看在儿媳妇楚蔓的面子上。楚蔓与赵晓宇是多年好友，看着老朋友拍出的影片叫好不叫座，便央求财大气粗的公公伸出援手。
听完袁瑞朗的介绍，方玉斌笑着说：“对于搞艺术的人，尤其是导演，我打小就怀有一种敬意。”
袁瑞朗说：“晓宇是个很有思想的人。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你那么辛苦拍出的电影，最后却曲高和寡，一些俗不可耐的电影，反倒是观众如云，心里会不会不平衡？结果他引用了一位法国导演的话来回答，票房高就是人多吗？看烂片的有一万个观众，却只有一个大脑，因为观众是一类人。看好电影的有一百个观众，但有一百个大脑。”
赵晓宇摆了摆手：“取笑了，那都是我以前的想法了，如今也改变了许多。前些日子同袁总聊天，对我的启发不小。你说一位优秀的导演，一定能够驾驭不同的题材，仅仅能拍艺术片的导演，绝对算不得大师。日本的黑泽明，尝试过各种题材的电影，有一段时间还去苏联拍片；美国的斯皮尔伯格，从《侏罗纪公园》到《辛德勒的名单》，从科幻片到历史题材，每一样都能创造经典。”
袁瑞朗面朝方玉斌，说道：“你是大才子，平常也喜欢看电影，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
跟在袁瑞朗身边多年，方玉斌十分清楚老领导的风格，越是谈重要生意之前，越是喜欢聊些风花雪月调节气氛。既然人家不着急谈正事，自己只能沉住气。方玉斌微笑着说：“最近几年，中国的电影市场迎来了井喷行情，票房收入增长了好几倍。不过，许多人却对这种态势忧心忡忡，究其原因，大概是井喷行情之下，并没有几部拿得出手的佳作，不像好莱坞，隔几年就会出现既叫好又叫座的大片。很多人甚至怀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电影界，据说当时导演聚会，大家会聊你得了什么奖，我又拿了什么奖，不像现在，导演坐一块儿，比较的是谁的票房高。”
“不过，我倒觉得，凡存在即合理，烂片横行未尝不是因为观众有看烂片的需求。”方玉斌说，“一直以来，精英掌握了话语权，中国新一代的精英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度过了自己的青年岁月，于是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80年代被神化了，仿佛那是一个人人都在读尼采的书、念北岛的诗的年代。但事实真是如此吗？起码我表示怀疑。我的老家在一座县城，身边的亲戚朋友不乏工人、农民与贩夫走卒。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什么年代，他们都不知道尼采、北岛是何方神圣。”
赵晓宇有些不解：“这些和电影有什么关系？”
方玉斌解释说：“30多年前，精英不仅垄断了话语权，更是唯一有消费实力的人群。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就是拍给他们看的，能满足这群人胃口的影片，艺术成就自然较高。但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人有钱了，贩夫走卒也能看电影了。更要命的是，一张电影票卖给精英是60元，卖给普通人也是60元。这就导致了一种现象：精英依旧垄断话语权，消费主体却变成大众。于是乎，精英永远在吐槽，大众拼命在消费。”
赵晓宇若有所思地说：“你的意思是，普通大众的文化消费之前被压抑了，如今经济发展有了钱，这种需求被释放出来。而且，他们的胃口和精英并不一样，甚至他们就喜欢烂片。”
方玉斌点头道：“你可以说观众傻，品位低下，但这就是现实。他们不喜欢看那些深邃复杂的东西，就喜欢简单直接。如今的那些烂片，虽然在精英眼中一无是处，但对大众来说未尝不是喜闻乐见。”
方玉斌又说：“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电视剧市场，事实就会更加清晰。我想在座的都会认为，美剧的水平远比国产剧高。而且随着网络技术的运用，中国人看美剧也没有多大障碍。但是，当有几部国产神剧出现时，网络上的点击率动辄好几亿，把美剧远远甩在身后。”
“你想说明什么呢？”楚蔓听得入神，迫不及待地追问。
方玉斌说：“在网络空间，没有院线排片率的问题，各类电视剧在竞争中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从点击率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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