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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只是影响太多，一直下不了决心。而你呢，就是选定的这个系统的最高官员。”
陈与义听了，不由张大了嘴。这样的结果，自己是万万没想到的。
王宵猎道：“现在我们的地盘大了，州县多了，下面州县的事实在管不过来了。如果从上到下，只听各级官员汇报的话，就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不说下面的官员瞒报，哪怕是正常的，也有很多事情应该知道而不知道，也有很多事情下面官员做的跟我心里想的完全不同。更不要说，瞒报无法避免，根本管不过来。”
陈与义点了点头：“宣抚现在位高权重，确实如此。”
王宵猎道：“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一个从下至上的官僚系统，代替百姓来监督官员。如果没有，或者是这个系统做得不好，官僚系统很快就腐化掉，防不住的。其实就是有了，能不能防住，我的心里都没有底。”
说到这里，王宵猎显得有些无奈。
第877章认识的不同
说到这里，王宵猎把徐才的公文交给陈与义，让他仔细观看。自己则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前面的牡丹花。
周朝八百年，有太多的故事要讲。但最重要的，王宵猎认为是《诗三百》。
《诗》为五经之首，诸经中的第一经。当然古文经学不这么认为，他们把《周易》排在第一位，后人大部分也把《周易》排在第一位。他们解读诗经，多是认这是一部诗歌总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更是认为《诗经》只有文学价值，地位并不高。
地位不高，《诗》也不会成为五经之一了。
五四运动的先哲们，其开创之功自然是很伟大的。但是后人常说民国多大师，这些大师，水份太大。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向西方学习没有真正学会的，对内开创没有开宗立派的。几十年后，还把这些大师奉为圭臬的一些人，其思想真的太可怜了。几十年时间，就什么都没学会。
在汉代，《诗》常被用来规谏用。这个用途，说明了《诗》真正的价值，政治的价值。
《诗经》分为风、雅、颂，这三个部分各有用途。雅、颂的部分，被后世的皇家基本继承下来，虽然越到后边味道越不对。只有风，没有被继承。
王宵猎认为风是朝廷认识百姓的风貌，更好的来理解天下的。但其实，当时采风的时候，统治者未必就是这样想的。不管统治者是怎么样想的，风确实具有这样的作用。
后来到了秦朝，三公只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乐府的地位大降低。到了汉武帝时期，地位上升，但最终成为了音乐舞蹈的附属品。
王宵猎让陈与义去做的，其实是继承国风的传统，用各种形式了解民间。只有了解了，才能治理好。
从君权天授、君权神授到后来议会权力的确立，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权力从天或者神转到人民手中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有的国家比较彻底，有的国家则很不完全罢了。
只是国家权力转到人民手中，是一部分人民，还是全权人民？是人民的整体，还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国有各国的做法。
王宵猎的观点，不是要把天砸碎，而是要把天从虚无缥缈实化为人民的整体。在这个基础上，皇帝作为天的代表来治理人世。那么作为政权，就必须要知道天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意志。
陈与义把公文看完，放在桌子，沉默不语。
王宵猎道：“去非以为，应该要如何处理此事呢？”
陈与义欲言又止，见王宵猎坚持，道：“主簿行事虽然有悖于常情，但却合乎为官之道。在道和情之间，是为官之理，着实难以拿捏。下官以为，还是应该鼓励主簿，给其方便。”
王宵猎笑着点了点头：“是啊，还是应该以鼓励主簿为主，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为什么？这就要从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要用什么样的官员说起了。我希望，在我们的治下，人民生活快乐幸福，不受欺压。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不用勾心斗脚，可以生活得简单一点，单纯一点。我希望所有的人民，辛劳可以致富，人不分三六九等。我希望这是一个快乐简单的社会，人人都欢乐安康。”
陈与义笑道：“这样的社会想想就好，实现恐怕很难。”
王宵猎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花，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最后叹了一口气：“是啊，实现很难。但不能因为难，就不去做了。我们应该坚信，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经过努力我们是可以做好的。”
陈与义不语，微微摇了摇头。
理想总是很美好的，但实现起来就难了。极少有人，掌权之后不希望自己治下太平安乐，只是做不到而已。当想不出办法之后，甚至有人鼓吹愚民政策，鼓吹要分封贵族，鼓吹高压统治。是他们不知道这样不好吗？当然不是。只是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挑挑捡捡罢了。
王宵猎道：“手中掌握权力之后，首先是约束权力。太祖令后院造一薰笼，数日不至。召人一问，原来皇帝造一薰笼要经过多个部门，条贯繁琐。招宰相赵忠献公，对曰，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为陛下子孙设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为什么？因为太祖怕子孙不肖，约束不住自己的权力。”
陈与义道：“艺祖真非平常人也。”
王宵猎笑道：“既为帝皇，岂是平常人。若只是平常人，非国家之福。约束住了自己的权力，还要约束亲朋故旧的权力。亲朋故旧的权力，很难约束啊。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夫妻恩爱，形影不离，以至独孤皇后与隋文帝并称二圣。自己妻子要权力，不仅没有约束，反而侵夺皇权。直至废杨勇，立杨广，隋历二世而亡。”
陈与义道：“独孤皇后柔顺恭孝，虽侵夺皇权，亦不失为一代贤后。”
王宵猎道：“是功是过，自有世人评说，我们就不过多评价了。只是说明，要约束亲朋故旧有多难。掌权者能够认识权力，约束权力，就已经很难了。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陈与义轻轻点了点头。
是啊，能够认清自己的权力，主动进行约束，几个人能做到？甚至不说约束，就是认清自己的权力，历史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很多帝王只知道自己有权力，但这权力从哪里来的，就说不清楚了。
经常有人说，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实际上马上得天下时候的权力，和马上治天下时候的权力来源是不同的，用权力的方法当然也是不同的。如果一定要马上治天下，也可以，像元朝的蒙古人一样吗。只是这样的统治怎么看也不正常。
认清权力，才能正确的使用权力。
看陈与义在沉思，明显并不同意自己的看法，王宵猎笑了笑。
曾经，王宵猎认为人人平等，人和人应该是相同的。如果一件事自己懂了，别人应该也懂。自己能够想到一件事情这样做最好，别人应该也能想到。人和人思想不同，应该是教育的不同，多教育就好了。
现在，王宵猎最终明白，人和人是不同的，相同只是偶然。人对一件事情的认识，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规律的。一个人努力，可以使自己在这一条概率曲线的位置移动，概率曲线很难改变。
这种认识，改变了很多东西。也让王宵猎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关于人性的认识，有一种思想在中国流传很广。认为人天生就不平等的，有高低贵贱之分。后人对这种思想深恶痛约，大加批判，认为是麻醉下层人民的手段。
现在王宵猎认识到，人的思想既然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规律的，那么不管高低贵贱、贫富不均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不是人天生的，也不是完全后天努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综合效果。
社会治理，就要面对这样的社会，尽量让人民幸福。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只是从总体来说，需要这样的情况下睁眼看世界，当时的知识分子水平是比较低的。他们更多是先行者，为后人开辟了道路，后人需要沿路前行。
在那个时候，中国引入了大量的西方知识。必须注意到，大量的西式名词，比如政治、经济、哲学等等词汇是从日语引入的，也说明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水平比较低。后人因为各种原因，可以说这是汉语的本来词汇，是日本人从汉语借用的。但不能否认，当时的知识分子水平比较低的现实。最多说明我们的古代文人，还是比较优秀。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就好像学渣批评学霸，必须清醒认识。
学习西方文化，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与西方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学什么。不要一看各种名词、定义，就被吓昏了头脑，再也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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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只是影响太多，一直下不了决心。而你呢，就是选定的这个系统的最高官员。”
陈与义听了，不由张大了嘴。这样的结果，自己是万万没想到的。
王宵猎道：“现在我们的地盘大了，州县多了，下面州县的事实在管不过来了。如果从上到下，只听各级官员汇报的话，就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不说下面的官员瞒报，哪怕是正常的，也有很多事情应该知道而不知道，也有很多事情下面官员做的跟我心里想的完全不同。更不要说，瞒报无法避免，根本管不过来。”
陈与义点了点头：“宣抚现在位高权重，确实如此。”
王宵猎道：“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一个从下至上的官僚系统，代替百姓来监督官员。如果没有，或者是这个系统做得不好，官僚系统很快就腐化掉，防不住的。其实就是有了，能不能防住，我的心里都没有底。”
说到这里，王宵猎显得有些无奈。
第877章认识的不同
说到这里，王宵猎把徐才的公文交给陈与义，让他仔细观看。自己则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前面的牡丹花。
周朝八百年，有太多的故事要讲。但最重要的，王宵猎认为是《诗三百》。
《诗》为五经之首，诸经中的第一经。当然古文经学不这么认为，他们把《周易》排在第一位，后人大部分也把《周易》排在第一位。他们解读诗经，多是认这是一部诗歌总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更是认为《诗经》只有文学价值，地位并不高。
地位不高，《诗》也不会成为五经之一了。
五四运动的先哲们，其开创之功自然是很伟大的。但是后人常说民国多大师，这些大师，水份太大。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向西方学习没有真正学会的，对内开创没有开宗立派的。几十年后，还把这些大师奉为圭臬的一些人，其思想真的太可怜了。几十年时间，就什么都没学会。
在汉代，《诗》常被用来规谏用。这个用途，说明了《诗》真正的价值，政治的价值。
《诗经》分为风、雅、颂，这三个部分各有用途。雅、颂的部分，被后世的皇家基本继承下来，虽然越到后边味道越不对。只有风，没有被继承。
王宵猎认为风是朝廷认识百姓的风貌，更好的来理解天下的。但其实，当时采风的时候，统治者未必就是这样想的。不管统治者是怎么样想的，风确实具有这样的作用。
后来到了秦朝，三公只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乐府的地位大降低。到了汉武帝时期，地位上升，但最终成为了音乐舞蹈的附属品。
王宵猎让陈与义去做的，其实是继承国风的传统，用各种形式了解民间。只有了解了，才能治理好。
从君权天授、君权神授到后来议会权力的确立，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权力从天或者神转到人民手中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有的国家比较彻底，有的国家则很不完全罢了。
只是国家权力转到人民手中，是一部分人民，还是全权人民？是人民的整体，还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国有各国的做法。
王宵猎的观点，不是要把天砸碎，而是要把天从虚无缥缈实化为人民的整体。在这个基础上，皇帝作为天的代表来治理人世。那么作为政权，就必须要知道天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意志。
陈与义把公文看完，放在桌子，沉默不语。
王宵猎道：“去非以为，应该要如何处理此事呢？”
陈与义欲言又止，见王宵猎坚持，道：“主簿行事虽然有悖于常情，但却合乎为官之道。在道和情之间，是为官之理，着实难以拿捏。下官以为，还是应该鼓励主簿，给其方便。”
王宵猎笑着点了点头：“是啊，还是应该以鼓励主簿为主，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为什么？这就要从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要用什么样的官员说起了。我希望，在我们的治下，人民生活快乐幸福，不受欺压。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不用勾心斗脚，可以生活得简单一点，单纯一点。我希望所有的人民，辛劳可以致富，人不分三六九等。我希望这是一个快乐简单的社会，人人都欢乐安康。”
陈与义笑道：“这样的社会想想就好，实现恐怕很难。”
王宵猎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花，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最后叹了一口气：“是啊，实现很难。但不能因为难，就不去做了。我们应该坚信，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经过努力我们是可以做好的。”
陈与义不语，微微摇了摇头。
理想总是很美好的，但实现起来就难了。极少有人，掌权之后不希望自己治下太平安乐，只是做不到而已。当想不出办法之后，甚至有人鼓吹愚民政策，鼓吹要分封贵族，鼓吹高压统治。是他们不知道这样不好吗？当然不是。只是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挑挑捡捡罢了。
王宵猎道：“手中掌握权力之后，首先是约束权力。太祖令后院造一薰笼，数日不至。召人一问，原来皇帝造一薰笼要经过多个部门，条贯繁琐。招宰相赵忠献公，对曰，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为陛下子孙设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为什么？因为太祖怕子孙不肖，约束不住自己的权力。”
陈与义道：“艺祖真非平常人也。”
王宵猎笑道：“既为帝皇，岂是平常人。若只是平常人，非国家之福。约束住了自己的权力，还要约束亲朋故旧的权力。亲朋故旧的权力，很难约束啊。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夫妻恩爱，形影不离，以至独孤皇后与隋文帝并称二圣。自己妻子要权力，不仅没有约束，反而侵夺皇权。直至废杨勇，立杨广，隋历二世而亡。”
陈与义道：“独孤皇后柔顺恭孝，虽侵夺皇权，亦不失为一代贤后。”
王宵猎道：“是功是过，自有世人评说，我们就不过多评价了。只是说明，要约束亲朋故旧有多难。掌权者能够认识权力，约束权力，就已经很难了。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陈与义轻轻点了点头。
是啊，能够认清自己的权力，主动进行约束，几个人能做到？甚至不说约束，就是认清自己的权力，历史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很多帝王只知道自己有权力，但这权力从哪里来的，就说不清楚了。
经常有人说，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实际上马上得天下时候的权力，和马上治天下时候的权力来源是不同的，用权力的方法当然也是不同的。如果一定要马上治天下，也可以，像元朝的蒙古人一样吗。只是这样的统治怎么看也不正常。
认清权力，才能正确的使用权力。
看陈与义在沉思，明显并不同意自己的看法，王宵猎笑了笑。
曾经，王宵猎认为人人平等，人和人应该是相同的。如果一件事自己懂了，别人应该也懂。自己能够想到一件事情这样做最好，别人应该也能想到。人和人思想不同，应该是教育的不同，多教育就好了。
现在，王宵猎最终明白，人和人是不同的，相同只是偶然。人对一件事情的认识，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规律的。一个人努力，可以使自己在这一条概率曲线的位置移动，概率曲线很难改变。
这种认识，改变了很多东西。也让王宵猎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关于人性的认识，有一种思想在中国流传很广。认为人天生就不平等的，有高低贵贱之分。后人对这种思想深恶痛约，大加批判，认为是麻醉下层人民的手段。
现在王宵猎认识到，人的思想既然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规律的，那么不管高低贵贱、贫富不均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不是人天生的，也不是完全后天努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综合效果。
社会治理，就要面对这样的社会，尽量让人民幸福。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只是从总体来说，需要这样的情况下睁眼看世界，当时的知识分子水平是比较低的。他们更多是先行者，为后人开辟了道路，后人需要沿路前行。
在那个时候，中国引入了大量的西方知识。必须注意到，大量的西式名词，比如政治、经济、哲学等等词汇是从日语引入的，也说明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水平比较低。后人因为各种原因，可以说这是汉语的本来词汇，是日本人从汉语借用的。但不能否认，当时的知识分子水平比较低的现实。最多说明我们的古代文人，还是比较优秀。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就好像学渣批评学霸，必须清醒认识。
学习西方文化，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与西方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学什么。不要一看各种名词、定义，就被吓昏了头脑，再也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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