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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九十六章 光棍皇帝
又是一岁年关近。
刚刚登基不久的新皇推动了两场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最显著的举措主要有两个方面：精兵简政和减租令。
弥兵弥饷是大明朝的老毛病了，庞大而又臃肿的官僚机构，天文数字的军队，野战军和治安军相互重叠，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真正到了战场上却没有多少战斗力，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再就是减租令了。
沉重的地租逼的农民卖儿卖女甚至揭竿而起，直接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李自成的崛起。下层实在活不下去，国家的税收却始终守不上来……血的教训就在眼前，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会强力推行下去：由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佃租上限，给失地农民以喘息修养的机会，这就是减租令的主要内容。
减租令和裁员令触动了官僚士绅阶层的利益，开始的时候阻力重重。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皇帝只能祭起杀手锏：用大棒恐吓。
所谓的大棒，其实就是北边的政策：你们要是不接受减租令的话，那我就只能推行均田令了。象李吴山李大帅那样推翻一切旧有制度然后从新来过。
减租令仅仅只是减少了一部分利益而已，而均田令则是断了命根子，何去何从这还用吗？虽然官僚士绅阶层老大不情愿的接受了这两种新的制度，却得到了底层的极大拥护。不过呢最下层的老百姓却不是说新皇的恩德，而是始终念叨着先皇帝复隆的好处。
这两项改革局促，其实早就复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动作了，只能算作是前朝的余荫，并不能把所有的功劳都算在新皇帝的头上。
真正可以计在新皇头上的功劳就应该算是义学制度了。
兴办义学，让无力读书的孩子们可以走进课堂，无论放在哪朝哪代都是典型的善政，复隆朝的时候就曾经提起过，但却始终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真正的推行下去，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两个字：好处。
兴办义学是要花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短期之内却看不到好处，自然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了，始终没有真正落实过。新皇登基之后，马上就拿出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朝廷调拨五十万钱（是钱，不是银子），各地宗室捐献五十万钱，皇帝本人再从内帑中拿出二十万，总共一百二十万钱，作为启动资金，在南方各地兴建义学堂。随后，北方的李吴山李大帅以非常罕见的慷慨姿态，砸出了整整一百万钱，以“助捐”的名义进行捐助……
一直以来，北边的李大帅都在想方设法的搜刮朝廷的财政，素来就直管象朝廷要钱，这次却一反常态的吐血反哺，下大本钱襄助朝廷办义学，足见支持力度。
俩“一毛不拔”的李大帅都捐了这么许多钱财出来，其他的地方上也只能有样学样，多多少少的捐一些钱做善事。
虽然解决了资金问题，但最终促成义学“落地生根”的还是朝廷，还是皇帝本人，而不是他李吴山或者别的什么人。因为新皇帝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学举法。
从隋唐时代开始，科举是朝廷选才的主要手段，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曾是无数读书人的最高梦想，同时也是下层读书人最主要的上升渠道。
科举制度，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不算你过分，而真正通过科考上来的官员则大多被视为“清贵”之流，方方面面都已形成牢不可破的定式，但新皇帝刚刚登基不久，就在这个牢固千年的制度之上撕开了一个口子，确立了“学举法”的诞生。
所谓的“学举法”，其实就是对于义学的一种促进手法，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这项法令的重要性，但却是事实上对科举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巨大冲击：凡取得生员资格者，即可进入义学任教职。从这一刻开始，就算是取得了乡试资格，但却无需真的去考试，更不必答卷做题，而是以教学成绩为依据，每四年（乡试是三年一考）为一期，合格即可视为自动中举。中举之后，依旧可以遵循以上条例继续上升，以此类推……
所谓的科举，又称“跳龙门”，虽然可以飞黄腾达，但难度却是极高，真正可以中举人的少之又少，至于说中进士，考状元……那真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事情。可以考中的终究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读书人注定一辈子默默无闻老死荒野，但这个“学举法”却做出了极大的改变：不需要多么天资聪慧的天才，也不需要作出什么花团锦簇的文章，更没有必要背井离乡的去考试，也不必再去会同学、拜座师，只要老老实实的在地方上教授孩子们读书认字，就可以得到同样的功名。
“六十岁的老童生”是很多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靠了一辈子，最终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还仅仅只是一个“童生”，大旗庄的刘学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一批人的数量极大，但却作不住名动天下的文章，甚至没有资格到京城来考试一次，勉勉强强算是“半个”读书人而已，说好听一点叫做“夫子”，说的难听一点就是“穷酸”。虽然他们的能力有限，虽然他们籍籍无名，但却拥有最基本的文字功底，给全天下的孩子们开蒙，做个私塾先生肯定是可以胜任的。
只要到各地的义学中去教学，四年之内能够教出一百二十个学生，而这些学生可以认得八百个字，就算是通过了“乡试”，自动取得举人的头衔，按照市井民间的说法，那就是从秀才升级成为“举人老爷”了。
穷一生之功，未必能考中一个举人，还要经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最要紧的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大多不允许供应一个专业的读书人。但是，只要去义学堂教学，所有的这一切困难全都可以迎刃而解。
四年之内，教一百二十个学生出来，每日识字八百个即可，这是传道受业的壮举，是师者的本分……当然，下层的读书人更注重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说每年六缗的“学俸”，再加上每年一丈二尺粗布和六斤精盐的待遇，足以确保普通下层教育工作者的基本温饱。
这项举措，让教学层位一种可以解决自身温饱问题的职业，而不是如以前那样，仅仅只是冬闲时节才偶尔教授几个蒙童。
每年六缗铜钱，折合不到五两银子，虽然不多却也不算少了。关键这是“学俸”而不是学费，既然带上了一个“俸”字，那就表示是吃财政饭的，是朝廷开出来的俸禄，怎么说也算是公务员的待遇了呢。更何况还有非常宽松的上进机会，这绝对比单纯的参加科考要实惠的多。
只要自己的学生不是特别的蠢笨，最多当二十年的“义学教授”，就有很大的概率混出一个进士头衔，最次也是一个举人——这绝对是个天大的便宜。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学举法”必定可以促使识字率的飞速提升，而且是几何级的爆炸性增长……
“千言万语不如忠勇公的一句话。”长平公主面带微笑的说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句话说的好哇，百年之后，寰宇之内都是读书人，这才是旷古未有的大事，仅此一项万岁就可以直追秦皇汉武了……”
“我也这么认为。”和复隆皇帝不一样，新的皇帝很少使用“朕”这个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的自称，尤其是在私下里，总是你我相称，虽然显得更加平易近人，但却少了几分帝王应有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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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九十六章 光棍皇帝
又是一岁年关近。
刚刚登基不久的新皇推动了两场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最显著的举措主要有两个方面：精兵简政和减租令。
弥兵弥饷是大明朝的老毛病了，庞大而又臃肿的官僚机构，天文数字的军队，野战军和治安军相互重叠，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真正到了战场上却没有多少战斗力，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再就是减租令了。
沉重的地租逼的农民卖儿卖女甚至揭竿而起，直接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李自成的崛起。下层实在活不下去，国家的税收却始终守不上来……血的教训就在眼前，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会强力推行下去：由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佃租上限，给失地农民以喘息修养的机会，这就是减租令的主要内容。
减租令和裁员令触动了官僚士绅阶层的利益，开始的时候阻力重重。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皇帝只能祭起杀手锏：用大棒恐吓。
所谓的大棒，其实就是北边的政策：你们要是不接受减租令的话，那我就只能推行均田令了。象李吴山李大帅那样推翻一切旧有制度然后从新来过。
减租令仅仅只是减少了一部分利益而已，而均田令则是断了命根子，何去何从这还用吗？虽然官僚士绅阶层老大不情愿的接受了这两种新的制度，却得到了底层的极大拥护。不过呢最下层的老百姓却不是说新皇的恩德，而是始终念叨着先皇帝复隆的好处。
这两项改革局促，其实早就复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动作了，只能算作是前朝的余荫，并不能把所有的功劳都算在新皇帝的头上。
真正可以计在新皇头上的功劳就应该算是义学制度了。
兴办义学，让无力读书的孩子们可以走进课堂，无论放在哪朝哪代都是典型的善政，复隆朝的时候就曾经提起过，但却始终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真正的推行下去，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两个字：好处。
兴办义学是要花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短期之内却看不到好处，自然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了，始终没有真正落实过。新皇登基之后，马上就拿出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朝廷调拨五十万钱（是钱，不是银子），各地宗室捐献五十万钱，皇帝本人再从内帑中拿出二十万，总共一百二十万钱，作为启动资金，在南方各地兴建义学堂。随后，北方的李吴山李大帅以非常罕见的慷慨姿态，砸出了整整一百万钱，以“助捐”的名义进行捐助……
一直以来，北边的李大帅都在想方设法的搜刮朝廷的财政，素来就直管象朝廷要钱，这次却一反常态的吐血反哺，下大本钱襄助朝廷办义学，足见支持力度。
俩“一毛不拔”的李大帅都捐了这么许多钱财出来，其他的地方上也只能有样学样，多多少少的捐一些钱做善事。
虽然解决了资金问题，但最终促成义学“落地生根”的还是朝廷，还是皇帝本人，而不是他李吴山或者别的什么人。因为新皇帝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学举法。
从隋唐时代开始，科举是朝廷选才的主要手段，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曾是无数读书人的最高梦想，同时也是下层读书人最主要的上升渠道。
科举制度，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不算你过分，而真正通过科考上来的官员则大多被视为“清贵”之流，方方面面都已形成牢不可破的定式，但新皇帝刚刚登基不久，就在这个牢固千年的制度之上撕开了一个口子，确立了“学举法”的诞生。
所谓的“学举法”，其实就是对于义学的一种促进手法，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这项法令的重要性，但却是事实上对科举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巨大冲击：凡取得生员资格者，即可进入义学任教职。从这一刻开始，就算是取得了乡试资格，但却无需真的去考试，更不必答卷做题，而是以教学成绩为依据，每四年（乡试是三年一考）为一期，合格即可视为自动中举。中举之后，依旧可以遵循以上条例继续上升，以此类推……
所谓的科举，又称“跳龙门”，虽然可以飞黄腾达，但难度却是极高，真正可以中举人的少之又少，至于说中进士，考状元……那真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事情。可以考中的终究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读书人注定一辈子默默无闻老死荒野，但这个“学举法”却做出了极大的改变：不需要多么天资聪慧的天才，也不需要作出什么花团锦簇的文章，更没有必要背井离乡的去考试，也不必再去会同学、拜座师，只要老老实实的在地方上教授孩子们读书认字，就可以得到同样的功名。
“六十岁的老童生”是很多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靠了一辈子，最终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还仅仅只是一个“童生”，大旗庄的刘学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一批人的数量极大，但却作不住名动天下的文章，甚至没有资格到京城来考试一次，勉勉强强算是“半个”读书人而已，说好听一点叫做“夫子”，说的难听一点就是“穷酸”。虽然他们的能力有限，虽然他们籍籍无名，但却拥有最基本的文字功底，给全天下的孩子们开蒙，做个私塾先生肯定是可以胜任的。
只要到各地的义学中去教学，四年之内能够教出一百二十个学生，而这些学生可以认得八百个字，就算是通过了“乡试”，自动取得举人的头衔，按照市井民间的说法，那就是从秀才升级成为“举人老爷”了。
穷一生之功，未必能考中一个举人，还要经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最要紧的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大多不允许供应一个专业的读书人。但是，只要去义学堂教学，所有的这一切困难全都可以迎刃而解。
四年之内，教一百二十个学生出来，每日识字八百个即可，这是传道受业的壮举，是师者的本分……当然，下层的读书人更注重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说每年六缗的“学俸”，再加上每年一丈二尺粗布和六斤精盐的待遇，足以确保普通下层教育工作者的基本温饱。
这项举措，让教学层位一种可以解决自身温饱问题的职业，而不是如以前那样，仅仅只是冬闲时节才偶尔教授几个蒙童。
每年六缗铜钱，折合不到五两银子，虽然不多却也不算少了。关键这是“学俸”而不是学费，既然带上了一个“俸”字，那就表示是吃财政饭的，是朝廷开出来的俸禄，怎么说也算是公务员的待遇了呢。更何况还有非常宽松的上进机会，这绝对比单纯的参加科考要实惠的多。
只要自己的学生不是特别的蠢笨，最多当二十年的“义学教授”，就有很大的概率混出一个进士头衔，最次也是一个举人——这绝对是个天大的便宜。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学举法”必定可以促使识字率的飞速提升，而且是几何级的爆炸性增长……
“千言万语不如忠勇公的一句话。”长平公主面带微笑的说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句话说的好哇，百年之后，寰宇之内都是读书人，这才是旷古未有的大事，仅此一项万岁就可以直追秦皇汉武了……”
“我也这么认为。”和复隆皇帝不一样，新的皇帝很少使用“朕”这个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的自称，尤其是在私下里，总是你我相称，虽然显得更加平易近人，但却少了几分帝王应有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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