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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学校领导通知王加林担任初三年级的语文课程，兼任初三（1）班的班主任。
到得这个消息，他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初到牌坊中学时，学校领导还是比较器重他的，让他教初一（1）班的语文，担任班主任，还兼任学校团总支书记。加林雄心勃勃，曾幻想着从初一年级带起，通过三年的努力，送一届象样儿的毕业生。
第一年他干得风生水起，热火朝天。
第二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加林的班主任被拿掉了。虽然仍然教初二（1）班的语文，但这种莫名其妙的变动，如同当头一盆凉水浇灭了热情的火焰。他按部就班地备课、上课、改作业，得过且过，放任自流地混了一年。初二（1）班的管理大不如从前，加林精心调教的这个班，被另外一个老师带得混乱不堪。
如今，这个乱摊子又要交到他的手里。他能没有情绪么？还有一点让他特别想不通：既然准备让他教初三毕业班，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为什么又不安排我给学生补课呢？害得老子在学校无事可做，往武汉跑，把手表也弄丢了。
赚补课费的好处让别人得了，现在又把工作的重担交给他。加林觉得学校领导有点儿欺负人。他在心里骂罗成福，骂丁伯华，甚至连老实巴交的教导主任宁均富也不放过。
做事太差火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太不尊重教师了，太不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当成一回事了。难怪学校的年青教师对你们一肚子意见！有本事，你们就接受赵乾坤提出的挑战，让中老年教师与年青教师比试比试。
骂归骂，闹情绪归闹情绪，加林却不能因此就抵制学校领导做出的决定。身在职场，有时就得如同军人一样“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除非你不想端这个饭碗了。更何况，他也确实想教毕业班。
在中学教书，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要想引人注目，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到毕业班去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如果你连毕业班都没有带过，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尽管非毕业班也很重要，但“教学成果”毕竟到高考或者中考时才能够体现出来。
荣耀是属于毕业班教师的。这正于建房子一样，每一个人都知道打墙基很重要，但墙基是埋在地下的，大家看不见摸不着。评价房子修得好不好，最终还是看地面上暴露出来的那部分。
中国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升学率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素质教育听起来很美好，但“素质”这个东西正于埋在地下的墙基一样，看不见，摸不着，而且评价的标准也不一致，孰高孰低说不清楚，还是看升学率比较简单和直观。
邓小平不是也认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么？所以，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带毕业班。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才能知道。
初三（1）班眼下的情况不尽如人意，但加林还是有信心带好。毕竟，他一直是这个班的任课教师，对学生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内心里还是希望当这个班主任的，而且认为学校的安排恰逢其时。明年有了孩子，麻烦事就更多了，时间和精力顾不过来，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毕业班教师的收入比较高。这并不是说，教毕业班就能够涨工资，学校没有这大的权力。
普通中小学属于社会公益型的事业单位，工资基金是由国家包起来的，实行的是统一工资制度。工资是涨是降，只有财政部门说话才能算数。影响教师工资高低的因素，主要是专业技术职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职称。一个教师的水平、能力、责任和贡献是通过职称来体现的，因此，职称高拿的工资就多，职称低拿的工资则少。——这跟是不是教毕业班没有多大关系。
说毕业班教师收入高，是因为他们享有更多得到“外快”的机会。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假期补课以外，还有周末补课，同样对教师有比较大的诱惑力。这是一年上头相对比较稳定的收入。
方红梅身怀六甲，需要补充营养。明年孩子出世，家里的经济负担会更重。增加收入是当务之急，是加林回避不了的物质需求。
于公于私，他都不可能拒绝学校领导的安排。
就这样，刚满20岁的王加林开始担任初三（1）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成为牌坊中学有史以来最年青的“把关教师”。
初生牛犊不怕虎。加林雄心勃勃，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看我的吧！虽说初三（1）班底子弱，眼下看起来很乱，但一年之后，决不会比初三（2）班差！凭我的能力和水平，我就不信战胜不了关玉荣！
关玉荣是初三（2）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是加林直接的竞争对手。这个已入不惑之年的女人，教书的时间正好与王加林的年龄一样长。从牌坊中学诞生之日起，她就一直在这所学校里。
关玉荣家住牌坊中学附近的关王村。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从结婚成家到儿女成群，她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里，连栖身的房屋都没有改变。
父母一生只生育了她这么一个宝贝丫头。视若掌上明珠地把她拉扯大，送她上学读书。她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考上孝天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分配回家乡花园镇教书。
到了该出嫁的时候，由父母做主，经媒人介绍，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老苏。因为是独女，她坐堂招亲，让老苏成上关家的上门女婿。
虽说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她对自己的婚姻还是比较满意。尤其当别人羡慕她不用处理恼人的婆媳关系时，她的脸上常常露出满足和骄傲的笑容。
老苏在花园化工厂工作，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早出晚归。入赘之后，他很快就把玉荣的家当成他自己的家，把玉荣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照顾老人比关玉荣还要细心。
他主动提出，将来无论生儿生女，都姓关，保证关家香火不断。仅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对老苏肃然起敬。后来，他们接连生下一女两男三个小孩，无一例外都加入了关氏宗族。
关玉荣在花园镇好几所中小学工作过。武汉铁路局“五七干校”改为牌坊中学后，她就固定在这所学校了。主要还是因为这里临近关王村，照顾家里比较方便。
教书是凭良心的工作。马虎一点儿，得过且过，就会觉得无所事事，而认真负责起来，则会发现事情总也做不完。
关玉荣属于后一类教师。每天备课、上课、改作业，已经够她忙的了，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她去做。不过，她还是经常找学生谈心，去学生家里走访，把教育教学工作做得细致入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五花八门的荣誉和奖励纷至沓来：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三八红旗手、五好家庭……大大小小的奖状贴满了家里的两面墙，红彤彤的“荣誉证书”装满了一大口木箱。
二十岁出头，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关玉荣事业上的成功，是在她同时作为贤妻良母和孝顺女儿的基础上取得的。没有因为工作而放弃家庭，也没有因为家庭而影响工作，真正做到了两者兼顾，家庭事业“双丰收”。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玉荣她爸就因病去世。耕种两亩责任田的责任，义不容辞在落到了关玉荣夫妇的肩上。因为两人都有工作，只能起早贪黑，挤时间去地里干活。
三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虽说生活上有玉荣她妈照料，但学习上的事情，也得他们夫妻俩操心。
早晨上班时，关玉荣总是肩上挑着水桶，手里拎着锄头、铁锨或者镰刀之类的农具出门。因为她家的责任田离牌坊中学比较近，她就利用课余休息时间去地里干活儿。下午放学时，再在学校大门口的部队抽水房水管处，接两桶自来水挑回家。
班上了，农活干了，吃水也挑了。——每天她都能够把这三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
回家之后，玉荣她妈通常会把晚饭做好。不过，吃完饭之后，玉荣还是得洗碗、清场、洗衣、喂猪……所有的家务忙完之后，再来辅导孩子们的学习，检查他们的作业完成情况。
眼见玉荣这么辛苦，丈夫老苏煞是心疼。他提议把家里的责任田退给村里，不种田了。老苏说，家里就妈一个农业户口，供应的粮食又不是不够吃，何必种那两亩责任田呢？
玉荣也感觉长此以往自己吃不消，比较认同丈夫的观点，可又担心她妈不同意。
果不其然，玉荣她妈听说要退责任田，立马在家里骂开了：“才种了几天田，就不想干了！我和你爸与黄土打了一辈子交道，也没叫过苦叫过累。莫忘了本！现成的田地不要，掏钱去买粮食吃，合算么？你们不种田，我去种。反正我这把老骨头也不值几个钱！”
玉荣她妈一骂，两个人再也不敢提退责任田的话了。
后来，玉荣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她妈这才慌了，又赶紧主动提出，把责任田退给村里。
老苏还是小苏的时候，工作就比较努力，进步也比较明显。从普通工人到小组长，从小组长到车间主任，从车间主任到如今的副厂长。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如同芝麻开花，节节攀升。
升任车间主任时，化工厂给老苏在花园镇分配了一套住房。
拿到住房钥匙后，他提出把家从关王村搬到花园镇，这样几个孩子就能够在镇上的公立学校里上学读书了。——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毕竟比民办学校要高得多。
关玉荣自然比较高兴，但还是担心说服不了她妈。
玉荣她妈已经七十多岁了，年逾古稀的老人家是否愿意离开故土？是否愿意告别熟悉的乡亲和环境，到陌生的花园镇生活？
夫妻俩私下里商量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勇气在玉荣她妈面前提搬家。
直到一个学期结束，放暑假了，即将开始新学年报名的时候，玉荣这才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对她妈道出了他们夫妻俩商量的意见。
“要搬你们搬！我一个人住在关王村。”玉荣她妈满脸不高兴。
这怎么可能？老人家肯定得和他们一起生活呀！玉荣和丈夫老苏面面相觑。
玉荣她妈在家里向来说一不二，拥有绝对的权威。此时，又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她的意思：“搬家的事，等我死了你们再考虑。”
得！这事完全没有了商量的余地。花园镇的房子只能空起来，供老苏中午休息，以及偶尔加班时使用。
因为母亲的言传身教和严加管教，关玉荣一直恪守勤俭持家、厉行节约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进入豆寇年华时，她也曾想过穿颜色鲜艳、样式新潮的服装，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儿，但她妈总是教训道：
“花花朵朵的媳妇，破破烂烂的姑娘。莫穿得妖里妖气的，去招人惹眼！”
无奈，玉荣添置的衣服，只能是蓝的、黑的、褐的、灰的，白衬衣都很少穿，样式也是最普通、最大众化的。别说奇装异服，她连裙子都没有穿过。一年四季总是把自己打扮得灰不溜秋的。
有了小孩之后，玉荣把这种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传承到了自己的下一辈儿身上。
三个孩子穿的衣服，多半是玉荣和玉荣她妈自己织布，或者从供销社买回廉价的布料，找裁缝做的。毛衣则是玉荣用毛线织的。鞋子呢？是玉荣一针一线纳鞋底，用布头邦鞋面，然后缝合在一起，拼凑而成的。
只要是自己能够在家里做，决不花冤枉钱去买。——这就是关玉荣在料理孩子们穿戴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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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学校领导通知王加林担任初三年级的语文课程，兼任初三（1）班的班主任。
到得这个消息，他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初到牌坊中学时，学校领导还是比较器重他的，让他教初一（1）班的语文，担任班主任，还兼任学校团总支书记。加林雄心勃勃，曾幻想着从初一年级带起，通过三年的努力，送一届象样儿的毕业生。
第一年他干得风生水起，热火朝天。
第二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加林的班主任被拿掉了。虽然仍然教初二（1）班的语文，但这种莫名其妙的变动，如同当头一盆凉水浇灭了热情的火焰。他按部就班地备课、上课、改作业，得过且过，放任自流地混了一年。初二（1）班的管理大不如从前，加林精心调教的这个班，被另外一个老师带得混乱不堪。
如今，这个乱摊子又要交到他的手里。他能没有情绪么？还有一点让他特别想不通：既然准备让他教初三毕业班，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为什么又不安排我给学生补课呢？害得老子在学校无事可做，往武汉跑，把手表也弄丢了。
赚补课费的好处让别人得了，现在又把工作的重担交给他。加林觉得学校领导有点儿欺负人。他在心里骂罗成福，骂丁伯华，甚至连老实巴交的教导主任宁均富也不放过。
做事太差火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太不尊重教师了，太不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当成一回事了。难怪学校的年青教师对你们一肚子意见！有本事，你们就接受赵乾坤提出的挑战，让中老年教师与年青教师比试比试。
骂归骂，闹情绪归闹情绪，加林却不能因此就抵制学校领导做出的决定。身在职场，有时就得如同军人一样“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除非你不想端这个饭碗了。更何况，他也确实想教毕业班。
在中学教书，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要想引人注目，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到毕业班去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如果你连毕业班都没有带过，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尽管非毕业班也很重要，但“教学成果”毕竟到高考或者中考时才能够体现出来。
荣耀是属于毕业班教师的。这正于建房子一样，每一个人都知道打墙基很重要，但墙基是埋在地下的，大家看不见摸不着。评价房子修得好不好，最终还是看地面上暴露出来的那部分。
中国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升学率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素质教育听起来很美好，但“素质”这个东西正于埋在地下的墙基一样，看不见，摸不着，而且评价的标准也不一致，孰高孰低说不清楚，还是看升学率比较简单和直观。
邓小平不是也认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么？所以，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带毕业班。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才能知道。
初三（1）班眼下的情况不尽如人意，但加林还是有信心带好。毕竟，他一直是这个班的任课教师，对学生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内心里还是希望当这个班主任的，而且认为学校的安排恰逢其时。明年有了孩子，麻烦事就更多了，时间和精力顾不过来，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毕业班教师的收入比较高。这并不是说，教毕业班就能够涨工资，学校没有这大的权力。
普通中小学属于社会公益型的事业单位，工资基金是由国家包起来的，实行的是统一工资制度。工资是涨是降，只有财政部门说话才能算数。影响教师工资高低的因素，主要是专业技术职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职称。一个教师的水平、能力、责任和贡献是通过职称来体现的，因此，职称高拿的工资就多，职称低拿的工资则少。——这跟是不是教毕业班没有多大关系。
说毕业班教师收入高，是因为他们享有更多得到“外快”的机会。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假期补课以外，还有周末补课，同样对教师有比较大的诱惑力。这是一年上头相对比较稳定的收入。
方红梅身怀六甲，需要补充营养。明年孩子出世，家里的经济负担会更重。增加收入是当务之急，是加林回避不了的物质需求。
于公于私，他都不可能拒绝学校领导的安排。
就这样，刚满20岁的王加林开始担任初三（1）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成为牌坊中学有史以来最年青的“把关教师”。
初生牛犊不怕虎。加林雄心勃勃，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看我的吧！虽说初三（1）班底子弱，眼下看起来很乱，但一年之后，决不会比初三（2）班差！凭我的能力和水平，我就不信战胜不了关玉荣！
关玉荣是初三（2）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是加林直接的竞争对手。这个已入不惑之年的女人，教书的时间正好与王加林的年龄一样长。从牌坊中学诞生之日起，她就一直在这所学校里。
关玉荣家住牌坊中学附近的关王村。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从结婚成家到儿女成群，她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里，连栖身的房屋都没有改变。
父母一生只生育了她这么一个宝贝丫头。视若掌上明珠地把她拉扯大，送她上学读书。她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考上孝天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分配回家乡花园镇教书。
到了该出嫁的时候，由父母做主，经媒人介绍，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老苏。因为是独女，她坐堂招亲，让老苏成上关家的上门女婿。
虽说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她对自己的婚姻还是比较满意。尤其当别人羡慕她不用处理恼人的婆媳关系时，她的脸上常常露出满足和骄傲的笑容。
老苏在花园化工厂工作，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早出晚归。入赘之后，他很快就把玉荣的家当成他自己的家，把玉荣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照顾老人比关玉荣还要细心。
他主动提出，将来无论生儿生女，都姓关，保证关家香火不断。仅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对老苏肃然起敬。后来，他们接连生下一女两男三个小孩，无一例外都加入了关氏宗族。
关玉荣在花园镇好几所中小学工作过。武汉铁路局“五七干校”改为牌坊中学后，她就固定在这所学校了。主要还是因为这里临近关王村，照顾家里比较方便。
教书是凭良心的工作。马虎一点儿，得过且过，就会觉得无所事事，而认真负责起来，则会发现事情总也做不完。
关玉荣属于后一类教师。每天备课、上课、改作业，已经够她忙的了，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她去做。不过，她还是经常找学生谈心，去学生家里走访，把教育教学工作做得细致入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五花八门的荣誉和奖励纷至沓来：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三八红旗手、五好家庭……大大小小的奖状贴满了家里的两面墙，红彤彤的“荣誉证书”装满了一大口木箱。
二十岁出头，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关玉荣事业上的成功，是在她同时作为贤妻良母和孝顺女儿的基础上取得的。没有因为工作而放弃家庭，也没有因为家庭而影响工作，真正做到了两者兼顾，家庭事业“双丰收”。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玉荣她爸就因病去世。耕种两亩责任田的责任，义不容辞在落到了关玉荣夫妇的肩上。因为两人都有工作，只能起早贪黑，挤时间去地里干活。
三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虽说生活上有玉荣她妈照料，但学习上的事情，也得他们夫妻俩操心。
早晨上班时，关玉荣总是肩上挑着水桶，手里拎着锄头、铁锨或者镰刀之类的农具出门。因为她家的责任田离牌坊中学比较近，她就利用课余休息时间去地里干活儿。下午放学时，再在学校大门口的部队抽水房水管处，接两桶自来水挑回家。
班上了，农活干了，吃水也挑了。——每天她都能够把这三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
回家之后，玉荣她妈通常会把晚饭做好。不过，吃完饭之后，玉荣还是得洗碗、清场、洗衣、喂猪……所有的家务忙完之后，再来辅导孩子们的学习，检查他们的作业完成情况。
眼见玉荣这么辛苦，丈夫老苏煞是心疼。他提议把家里的责任田退给村里，不种田了。老苏说，家里就妈一个农业户口，供应的粮食又不是不够吃，何必种那两亩责任田呢？
玉荣也感觉长此以往自己吃不消，比较认同丈夫的观点，可又担心她妈不同意。
果不其然，玉荣她妈听说要退责任田，立马在家里骂开了：“才种了几天田，就不想干了！我和你爸与黄土打了一辈子交道，也没叫过苦叫过累。莫忘了本！现成的田地不要，掏钱去买粮食吃，合算么？你们不种田，我去种。反正我这把老骨头也不值几个钱！”
玉荣她妈一骂，两个人再也不敢提退责任田的话了。
后来，玉荣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她妈这才慌了，又赶紧主动提出，把责任田退给村里。
老苏还是小苏的时候，工作就比较努力，进步也比较明显。从普通工人到小组长，从小组长到车间主任，从车间主任到如今的副厂长。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如同芝麻开花，节节攀升。
升任车间主任时，化工厂给老苏在花园镇分配了一套住房。
拿到住房钥匙后，他提出把家从关王村搬到花园镇，这样几个孩子就能够在镇上的公立学校里上学读书了。——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毕竟比民办学校要高得多。
关玉荣自然比较高兴，但还是担心说服不了她妈。
玉荣她妈已经七十多岁了，年逾古稀的老人家是否愿意离开故土？是否愿意告别熟悉的乡亲和环境，到陌生的花园镇生活？
夫妻俩私下里商量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勇气在玉荣她妈面前提搬家。
直到一个学期结束，放暑假了，即将开始新学年报名的时候，玉荣这才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对她妈道出了他们夫妻俩商量的意见。
“要搬你们搬！我一个人住在关王村。”玉荣她妈满脸不高兴。
这怎么可能？老人家肯定得和他们一起生活呀！玉荣和丈夫老苏面面相觑。
玉荣她妈在家里向来说一不二，拥有绝对的权威。此时，又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她的意思：“搬家的事，等我死了你们再考虑。”
得！这事完全没有了商量的余地。花园镇的房子只能空起来，供老苏中午休息，以及偶尔加班时使用。
因为母亲的言传身教和严加管教，关玉荣一直恪守勤俭持家、厉行节约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进入豆寇年华时，她也曾想过穿颜色鲜艳、样式新潮的服装，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儿，但她妈总是教训道：
“花花朵朵的媳妇，破破烂烂的姑娘。莫穿得妖里妖气的，去招人惹眼！”
无奈，玉荣添置的衣服，只能是蓝的、黑的、褐的、灰的，白衬衣都很少穿，样式也是最普通、最大众化的。别说奇装异服，她连裙子都没有穿过。一年四季总是把自己打扮得灰不溜秋的。
有了小孩之后，玉荣把这种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传承到了自己的下一辈儿身上。
三个孩子穿的衣服，多半是玉荣和玉荣她妈自己织布，或者从供销社买回廉价的布料，找裁缝做的。毛衣则是玉荣用毛线织的。鞋子呢？是玉荣一针一线纳鞋底，用布头邦鞋面，然后缝合在一起，拼凑而成的。
只要是自己能够在家里做，决不花冤枉钱去买。——这就是关玉荣在料理孩子们穿戴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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