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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劳动营发的所有东西都没扣子。内衣和长内裤各有两根小系带。枕头两端各有两根小系带。夜里它是枕头。白天就成了我们随身挎的亚麻布袋,什么场合都用得上,比如去偷东西或是乞讨。
我们管乞讨叫“兜售”这个时候我们不偷,还有,工棚内邻伴的东西是不拿的。除此之外,我们什么时候都偷,上班前、上班时、下班后。其实也算不得偷,只不过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去瓦砾堆上摘些野菜,直到枕头袋塞满了为止。农村来的女人早在三月里就发现,这种锯齿状叶子的野菜罗马尼亚语叫“萝柏笪”(lobod),家乡人开春时也吃它,味道像野菠菜,德语名字叫“麦得草”(meldekraut)。我们还摘一种叶子上长了毛的草,那是野生莳萝。前提是:要有盐。盐要在集市上通过物物交换才搞得到。它又灰又粗,像铺路用的碎石,用之前还必须得敲碎。盐可是值钱的宝贝。麦得草有两种吃法:
麦得草的叶子可以像野莴苣一样生吃,当然要放盐,野生莳萝也可以撕碎了撒上去。或者把麦得草的茎整根放进盐水里煮。用勺子捞出来时,它会有种令人沉醉的、类似菠菜的味道。熬出的汁也能喝,或当清汤啖、或作绿茶饮。
早春的麦得草是柔软的,整株植物只有一指高,银绿色。待到初夏时节,它已齐膝高,叶状如指。每片叶子都各不相同,像一只只形状各异的手套,最下面永远竖着大拇指。麦得草色银绿,喜清凉,适宜早春时食用。夏天就要注意了,它会一下蹿得老高,枝叶茂密,茎杆坚硬,苦若粘土,有木质感。等它齐腰高时,粗壮的主茎周围会长出一蓬松散的茎叶。盛夏时分,叶茎开始变色,先是粉红,继而转血红,再变成紫红。秋天时,色已暗若深青。所有的枝桠顶端会结出一串串的锥形花序,花状如球,像荨麻一般。只不过麦得草的锥形花序不会垂下来,而是斜斜地朝上长着。它也会由粉红变成深青色。
奇特的是,只有到变了色、早就没法吃了的时候,麦得草才会显出真正的美丽来。有此美丽作保护伞,它得以自在地在路边生长。吃麦得草的时节过去了,但饥饿却不会,它变得比人自己还强大。
该怎么来描述这慢性饥饿病呢?可不可以说,有一种饥饿,会把你的饥馑变成病态。总会有更多的饥饿加入到原有的饥饿之中。新来的饥饿不知饱足地增长着,跃入旧的、永恒的、好不容易才克制住的饥饿之中。如果除了谈饿之外,关于自己就无话可说,如果除了饿之外,别的事都无法去想,那么人该如何在这世上生存?硬腭大过头,一个高而敏感的圆拱,直达头颅。饥饿让人无法忍受时,硬腭内就会抽着痛,好像有人把一张刚剥下来的兔皮在脸后撑开了去晒干,脸颊变得干枯,覆盖着苍白的茸毛。
我一直不知道该不该责怪这苦涩的麦得草。人们不能再吃它了,因为它变得木头一般,拒绝再被吃掉。它知不知道,它不再为我们和饥饿服务,而在替饥饿天使效劳。这一串串的红色锥形花序就是饥饿天使的项圈。初秋第一场霜之后,它便一日比一日浓艳,直至完全冻坏。这毒药般美艳的颜色刺痛眼球。锥形花序,一排排红艳的花环,所有路两边都在打扮着饥饿天使。它带着它的花饰。我们的硬腭却已如此高旷,走路时脚步的回声都会在口腔内发出刺耳的声音。脑袋里有一种透明,像是吞了太多刺眼的光。这光在口腔内自顾自盼,柔媚地滑进小舌,渐渐地涨起来漫入大脑,直到脑壳里不再有思维的大脑,而只有饥饿的回响。饥饿的痛苦无以言表。时至今日我还要向饥饿表明,我已逃脱了它的掌控。从不用挨饿的那天起,我简直就是在以生命本身为食。只要吃东西,我就会为食物的味道所囚禁。六十年来,从劳动营回乡之后,我就是在为反抗饿死而吃。
我看着已经没法吃了的麦得草,努力去想点别的东西,譬如在寒冬来临之前,这夏末倦怠的温暖。结果却偏偏想起了这里没有的土豆,想起那些集体农庄上的妇女,或许已经能在每天的野菜汤里吃到新土豆了。除此之外,她们没有什么让人羡慕的。她们住在地洞里,每天干活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
劳动营的早春时节,就是我们这些去瓦砾堆上的“麦得行者”煮麦得草的季节。“麦得草”这个名字并不合适,根本体现不了它的意义。“麦得”(melde)这个词对我们而言没有弦外之意,不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它不是“报到”〔德文是meldedich,意为报到、发言。〕的意思,不是集合点名草,而是路边随手可拾的一个词。反正它是表示临近晚集合的词,是临近集合的草,而绝不是集合草。煮麦得草的时候,我们时常是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因为之后马上要集合点名,并没完没了,因为人数总是点不对。
我们劳动营一共有五个rb,即五个工作大队(rabotschibatallion)。每个支队又称orb(odelnara波tschibatalion),分别由五百到八百人组成。我的工作队编号为1009,我的工号是756。
我们整齐地列队站好。这么说其实很荒谬。你看,这五个惨不忍睹的工作队,每个人都眼睛浮肿,鼻子硕大,面颊深陷。肚子和双腿都水肿着。不论是严寒还是酷热,我们就这样整晚整晚地在静静的站立中度过。只允许虱子在我们身上爬动。在没完没了的点名中,它们可以喝个饱,检阅着我们可怜的肉体,不知疲惫地从头部一直爬进xx毛。大多数时候它们已经吃饱喝足,并在棉制服的接缝处躺下睡了,而我们却仍在静静地站立着。劳动营的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依然在咆哮。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只知道他叫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长得已经足够让我们在说出它时,害怕得直磕巴了。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被放逐时,火车头发出的呼啸声,想起家乡教堂里那个白色神龛,上面刻着“天命启动时间”也许我们数小时的静立,是为了反抗那白色的神龛。骨头重得像灌了铅。如果身上的肉没有了,撑起这副骨头便会成为一种负担,它直把你往地里吸。
集合点名时,我会练习在静立中达到忘我的状态,不去将呼与吸区分开来。不抬头,眼睛上翻,在空中寻找云的一角,可以把这副骨头挂上去。如果我已达忘我之境,并找到这样一个空中挂钩之后,它便会牢牢地固定我。
时常没有云,只有清一色的像海水般的蓝。
时常只有遮蔽了天空的云毯,清一色的灰。
时常云飘走了,挂钩也不会静止不动。
时常雨水会灼痛我的双眼,并把衣裳紧紧黏在皮肤上。
时常严寒仿佛将我的五脏六腑扯得粉碎。
在这种日子里,天空会让我的眼球向上翻,而集合点名会把它再拽下来,骨头只能无依无靠地悬挂在我的身体里。
工头图尔普里库利奇在我们和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之间,僵直地走来走去。点名册在他的指间滑动,由于翻的次数太多,已经褶皱不堪了。他每叫一个号,胸脯就像公鸡一样颤动着。他的手依然像个孩子的。我的手在劳动营这段日子却长大了,棱角分明,又硬又平,像两块板子。
如果点名之后,我们中有人鼓起全部的勇气,问其中一位干部或者甚至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本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他们会简短地回答说:“skorodomoj”意思是:你们马上就可以走了。
这个俄语的“马上”偷走了我们在这世上最长的时间。图尔普里库利奇还让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修剪鼻毛和指甲。理发师和图尔普里库利奇是老乡,都来自喀尔巴阡-乌克兰〔在今乌克兰最西边,和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接壤〕,一个三国交界的地方。我问他,在理发店给上等的客人剪指甲在三国交界处是不是件很平常的事。他说不,在三国交界处不是这样。这是图尔的规矩,可不是老家的。在老家,第九个理完了才轮到第五个。我问,这是什么意思?理发师回答说,有一点巴拉穆克。这又是什么意思,我问。就是有点乱,他说。
图尔普里库利奇不是施矢万涅诺夫那样的俄国人。他既会德语,又会俄语。但他是俄国人一边的,跟我们不一样。虽然也被关在这儿,他却是劳动营负责人的副官。他把我们在一张纸上划分到不同的工作大队,翻译俄语的命令,再加上他自己的、德语的命他在纸... -->>
我们在劳动营发的所有东西都没扣子。内衣和长内裤各有两根小系带。枕头两端各有两根小系带。夜里它是枕头。白天就成了我们随身挎的亚麻布袋,什么场合都用得上,比如去偷东西或是乞讨。
我们管乞讨叫“兜售”这个时候我们不偷,还有,工棚内邻伴的东西是不拿的。除此之外,我们什么时候都偷,上班前、上班时、下班后。其实也算不得偷,只不过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去瓦砾堆上摘些野菜,直到枕头袋塞满了为止。农村来的女人早在三月里就发现,这种锯齿状叶子的野菜罗马尼亚语叫“萝柏笪”(lobod),家乡人开春时也吃它,味道像野菠菜,德语名字叫“麦得草”(meldekraut)。我们还摘一种叶子上长了毛的草,那是野生莳萝。前提是:要有盐。盐要在集市上通过物物交换才搞得到。它又灰又粗,像铺路用的碎石,用之前还必须得敲碎。盐可是值钱的宝贝。麦得草有两种吃法:
麦得草的叶子可以像野莴苣一样生吃,当然要放盐,野生莳萝也可以撕碎了撒上去。或者把麦得草的茎整根放进盐水里煮。用勺子捞出来时,它会有种令人沉醉的、类似菠菜的味道。熬出的汁也能喝,或当清汤啖、或作绿茶饮。
早春的麦得草是柔软的,整株植物只有一指高,银绿色。待到初夏时节,它已齐膝高,叶状如指。每片叶子都各不相同,像一只只形状各异的手套,最下面永远竖着大拇指。麦得草色银绿,喜清凉,适宜早春时食用。夏天就要注意了,它会一下蹿得老高,枝叶茂密,茎杆坚硬,苦若粘土,有木质感。等它齐腰高时,粗壮的主茎周围会长出一蓬松散的茎叶。盛夏时分,叶茎开始变色,先是粉红,继而转血红,再变成紫红。秋天时,色已暗若深青。所有的枝桠顶端会结出一串串的锥形花序,花状如球,像荨麻一般。只不过麦得草的锥形花序不会垂下来,而是斜斜地朝上长着。它也会由粉红变成深青色。
奇特的是,只有到变了色、早就没法吃了的时候,麦得草才会显出真正的美丽来。有此美丽作保护伞,它得以自在地在路边生长。吃麦得草的时节过去了,但饥饿却不会,它变得比人自己还强大。
该怎么来描述这慢性饥饿病呢?可不可以说,有一种饥饿,会把你的饥馑变成病态。总会有更多的饥饿加入到原有的饥饿之中。新来的饥饿不知饱足地增长着,跃入旧的、永恒的、好不容易才克制住的饥饿之中。如果除了谈饿之外,关于自己就无话可说,如果除了饿之外,别的事都无法去想,那么人该如何在这世上生存?硬腭大过头,一个高而敏感的圆拱,直达头颅。饥饿让人无法忍受时,硬腭内就会抽着痛,好像有人把一张刚剥下来的兔皮在脸后撑开了去晒干,脸颊变得干枯,覆盖着苍白的茸毛。
我一直不知道该不该责怪这苦涩的麦得草。人们不能再吃它了,因为它变得木头一般,拒绝再被吃掉。它知不知道,它不再为我们和饥饿服务,而在替饥饿天使效劳。这一串串的红色锥形花序就是饥饿天使的项圈。初秋第一场霜之后,它便一日比一日浓艳,直至完全冻坏。这毒药般美艳的颜色刺痛眼球。锥形花序,一排排红艳的花环,所有路两边都在打扮着饥饿天使。它带着它的花饰。我们的硬腭却已如此高旷,走路时脚步的回声都会在口腔内发出刺耳的声音。脑袋里有一种透明,像是吞了太多刺眼的光。这光在口腔内自顾自盼,柔媚地滑进小舌,渐渐地涨起来漫入大脑,直到脑壳里不再有思维的大脑,而只有饥饿的回响。饥饿的痛苦无以言表。时至今日我还要向饥饿表明,我已逃脱了它的掌控。从不用挨饿的那天起,我简直就是在以生命本身为食。只要吃东西,我就会为食物的味道所囚禁。六十年来,从劳动营回乡之后,我就是在为反抗饿死而吃。
我看着已经没法吃了的麦得草,努力去想点别的东西,譬如在寒冬来临之前,这夏末倦怠的温暖。结果却偏偏想起了这里没有的土豆,想起那些集体农庄上的妇女,或许已经能在每天的野菜汤里吃到新土豆了。除此之外,她们没有什么让人羡慕的。她们住在地洞里,每天干活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
劳动营的早春时节,就是我们这些去瓦砾堆上的“麦得行者”煮麦得草的季节。“麦得草”这个名字并不合适,根本体现不了它的意义。“麦得”(melde)这个词对我们而言没有弦外之意,不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它不是“报到”〔德文是meldedich,意为报到、发言。〕的意思,不是集合点名草,而是路边随手可拾的一个词。反正它是表示临近晚集合的词,是临近集合的草,而绝不是集合草。煮麦得草的时候,我们时常是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因为之后马上要集合点名,并没完没了,因为人数总是点不对。
我们劳动营一共有五个rb,即五个工作大队(rabotschibatallion)。每个支队又称orb(odelnara波tschibatalion),分别由五百到八百人组成。我的工作队编号为1009,我的工号是756。
我们整齐地列队站好。这么说其实很荒谬。你看,这五个惨不忍睹的工作队,每个人都眼睛浮肿,鼻子硕大,面颊深陷。肚子和双腿都水肿着。不论是严寒还是酷热,我们就这样整晚整晚地在静静的站立中度过。只允许虱子在我们身上爬动。在没完没了的点名中,它们可以喝个饱,检阅着我们可怜的肉体,不知疲惫地从头部一直爬进xx毛。大多数时候它们已经吃饱喝足,并在棉制服的接缝处躺下睡了,而我们却仍在静静地站立着。劳动营的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依然在咆哮。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只知道他叫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长得已经足够让我们在说出它时,害怕得直磕巴了。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被放逐时,火车头发出的呼啸声,想起家乡教堂里那个白色神龛,上面刻着“天命启动时间”也许我们数小时的静立,是为了反抗那白色的神龛。骨头重得像灌了铅。如果身上的肉没有了,撑起这副骨头便会成为一种负担,它直把你往地里吸。
集合点名时,我会练习在静立中达到忘我的状态,不去将呼与吸区分开来。不抬头,眼睛上翻,在空中寻找云的一角,可以把这副骨头挂上去。如果我已达忘我之境,并找到这样一个空中挂钩之后,它便会牢牢地固定我。
时常没有云,只有清一色的像海水般的蓝。
时常只有遮蔽了天空的云毯,清一色的灰。
时常云飘走了,挂钩也不会静止不动。
时常雨水会灼痛我的双眼,并把衣裳紧紧黏在皮肤上。
时常严寒仿佛将我的五脏六腑扯得粉碎。
在这种日子里,天空会让我的眼球向上翻,而集合点名会把它再拽下来,骨头只能无依无靠地悬挂在我的身体里。
工头图尔普里库利奇在我们和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之间,僵直地走来走去。点名册在他的指间滑动,由于翻的次数太多,已经褶皱不堪了。他每叫一个号,胸脯就像公鸡一样颤动着。他的手依然像个孩子的。我的手在劳动营这段日子却长大了,棱角分明,又硬又平,像两块板子。
如果点名之后,我们中有人鼓起全部的勇气,问其中一位干部或者甚至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本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他们会简短地回答说:“skorodomoj”意思是:你们马上就可以走了。
这个俄语的“马上”偷走了我们在这世上最长的时间。图尔普里库利奇还让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修剪鼻毛和指甲。理发师和图尔普里库利奇是老乡,都来自喀尔巴阡-乌克兰〔在今乌克兰最西边,和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接壤〕,一个三国交界的地方。我问他,在理发店给上等的客人剪指甲在三国交界处是不是件很平常的事。他说不,在三国交界处不是这样。这是图尔的规矩,可不是老家的。在老家,第九个理完了才轮到第五个。我问,这是什么意思?理发师回答说,有一点巴拉穆克。这又是什么意思,我问。就是有点乱,他说。
图尔普里库利奇不是施矢万涅诺夫那样的俄国人。他既会德语,又会俄语。但他是俄国人一边的,跟我们不一样。虽然也被关在这儿,他却是劳动营负责人的副官。他把我们在一张纸上划分到不同的工作大队,翻译俄语的命令,再加上他自己的、德语的命他在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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