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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奴仆？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儒家则不一样。首先，儒家没有组织（教会），也就没有领袖（主教），宗师则是不顶用的。其次，皇帝自己就是天之骄子，哪里用得着儒家来代为授权？第三，儒家主张君为臣纲，又岂敢让皇帝随便下跪？
奉天承运与君权神授，大不一样。
罗马分裂为东西两半，也不足为奇。
分裂是从迁都和分治开始的，后者因为狄奥多西，前者因为君士坦丁。由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谁都不能确切知道迁都的真实原因。也许，他是要打造一个新罗马，这就需要新政体，也需要新宗教，还需要新首都。
罗马不再适合做首都，这在戴克里先的眼里就已经如此了。它因循守旧，腐朽没落，一潭死水，暮气沉沉。但在君士坦丁这里，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罗马城是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多神崇拜的势力太强也太顽固。
多神教夕阳西下，一神教旭日东升，你选哪个？
傻子也能得出结论。
但，有得就有失，有利就有弊，反过来也一样。希腊和罗马的多神崇拜也许不合时宜，却有可贵的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宽容。
宽容并不奇怪，多神即意味着多元和多样。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相安无事。
所以，在多神崇拜的国家比如中国和罗马，虽然也有战争，却从不因为宗教而战争；虽然也有灭佛或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但都是因为政治，不是因为信仰。
就连犹太教，由于坚信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也不会把教义强加于人。只有基督教，不但唯我独尊，还要征服世界，尽管动机也许神圣或者善良。
基督教学会宽容，要到文艺复兴以后。
宽容是罗马文明的精髓，也与共和、法治相匹配。没有共和与法治，就没有罗马；没有宽容和开放，就没有罗马文明。因此，基督教只能改变罗马，不能拯救罗马。它不是罗马的救世主，而是罗马的掘墓人。
毫无疑问，基督教未必不好，不好的是动用公权力把它定为国教。这就正如儒学未必不对，不对的是定于一尊。不过，中华帝国显然比后来的罗马更宽容，道家思想从来不曾被视为异端邪说，佛教几经起伏也站稳了脚跟。
唯其如此，罗马帝国亡，中华帝国存。
这个道理，西方人后来总算明白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设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尽管当时的美国人多为基督徒。
信仰的自由，比信仰更重要。
如果一定要有信仰，那就信仰“自由”吧！
第五章理念
☆、三纲五常
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更像一个巫师而不是儒生。
在他的时代，儒学被巫术化，巫术被政治化，涂上了神学色彩的三纲五常则成为中华帝国的核心价值观。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它是在白虎观召开的，所以史称“白虎观会议”。
这时，正如君士坦丁之迁都拜占庭，汉帝国的首都也不再是长安，而是洛阳。经历了王莽之乱的王朝，则像西周变成东周一样，由西汉变成了东汉。
白虎观就在洛阳的帝宫之中。
洛阳是个好地方。在周人眼里，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天下之中）。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再建成周洛阳。现在，帝国定都于此，应能长治久安。
问题是，这一目标怎样才能实现？
要有思想。
的确，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有此思想，才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帝国也才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维持统治。为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
然而，正如罗马基督教内部争执不休，汉代的儒家也分裂为今文和古文两派。儒生们希望由皇帝出面圣断独裁形成定论，就像罗马教会要请君士坦丁出面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讨论基督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罗马和中国，是一样的江湖。
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
白虎观会议便因此而召开，会议的结论则无关我们的痛痒。有关系的是会议纪要《白虎通》明确了一个重要概念，叫三纲。这个概念后来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成为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三纲五常。
这才是一件大事。
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义，还得再看罗马。
罗马的灭亡让人不解。他们有当时最不坏的政体：共和；最不坏的制度：法治；最可贵的精神：宽容。有此三条，便足以巍然屹立，为什么会亡呢？为什么他们在感到危机的时候，要乞灵于基督教呢？
换句话说，罗马文明缺了什么？
核心价值观。
那么，宽容不是吗？
不是。价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宽容却与追求无关。你宽容，就宽容；不宽容，就不宽容。它其实是一种态度、精神、境界，但不是价值，也不靠追求。
自由呢？自由不是价值吗？
当然是。
可惜，罗马人虽然追求自由，也崇尚自由，却没有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的旗帜上是鹰，君士坦丁之后则是十字架。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
法治与共和也不是价值，而是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和手段。问题是，罗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两种方式背后的价值，他们多半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法治与共和当作纯粹技术性手段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罗马人有当时最不坏的制度，却没有支撑制度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只能成功于一时，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可选择的只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当然也不错，因为有信仰。信仰的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变成了奴仆？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儒家则不一样。首先，儒家没有组织（教会），也就没有领袖（主教），宗师则是不顶用的。其次，皇帝自己就是天之骄子，哪里用得着儒家来代为授权？第三，儒家主张君为臣纲，又岂敢让皇帝随便下跪？
奉天承运与君权神授，大不一样。
罗马分裂为东西两半，也不足为奇。
分裂是从迁都和分治开始的，后者因为狄奥多西，前者因为君士坦丁。由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谁都不能确切知道迁都的真实原因。也许，他是要打造一个新罗马，这就需要新政体，也需要新宗教，还需要新首都。
罗马不再适合做首都，这在戴克里先的眼里就已经如此了。它因循守旧，腐朽没落，一潭死水，暮气沉沉。但在君士坦丁这里，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罗马城是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多神崇拜的势力太强也太顽固。
多神教夕阳西下，一神教旭日东升，你选哪个？
傻子也能得出结论。
但，有得就有失，有利就有弊，反过来也一样。希腊和罗马的多神崇拜也许不合时宜，却有可贵的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宽容。
宽容并不奇怪，多神即意味着多元和多样。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相安无事。
所以，在多神崇拜的国家比如中国和罗马，虽然也有战争，却从不因为宗教而战争；虽然也有灭佛或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但都是因为政治，不是因为信仰。
就连犹太教，由于坚信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也不会把教义强加于人。只有基督教，不但唯我独尊，还要征服世界，尽管动机也许神圣或者善良。
基督教学会宽容，要到文艺复兴以后。
宽容是罗马文明的精髓，也与共和、法治相匹配。没有共和与法治，就没有罗马；没有宽容和开放，就没有罗马文明。因此，基督教只能改变罗马，不能拯救罗马。它不是罗马的救世主，而是罗马的掘墓人。
毫无疑问，基督教未必不好，不好的是动用公权力把它定为国教。这就正如儒学未必不对，不对的是定于一尊。不过，中华帝国显然比后来的罗马更宽容，道家思想从来不曾被视为异端邪说，佛教几经起伏也站稳了脚跟。
唯其如此，罗马帝国亡，中华帝国存。
这个道理，西方人后来总算明白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设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尽管当时的美国人多为基督徒。
信仰的自由，比信仰更重要。
如果一定要有信仰，那就信仰“自由”吧！
第五章理念
☆、三纲五常
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更像一个巫师而不是儒生。
在他的时代，儒学被巫术化，巫术被政治化，涂上了神学色彩的三纲五常则成为中华帝国的核心价值观。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它是在白虎观召开的，所以史称“白虎观会议”。
这时，正如君士坦丁之迁都拜占庭，汉帝国的首都也不再是长安，而是洛阳。经历了王莽之乱的王朝，则像西周变成东周一样，由西汉变成了东汉。
白虎观就在洛阳的帝宫之中。
洛阳是个好地方。在周人眼里，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天下之中）。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再建成周洛阳。现在，帝国定都于此，应能长治久安。
问题是，这一目标怎样才能实现？
要有思想。
的确，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有此思想，才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帝国也才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维持统治。为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
然而，正如罗马基督教内部争执不休，汉代的儒家也分裂为今文和古文两派。儒生们希望由皇帝出面圣断独裁形成定论，就像罗马教会要请君士坦丁出面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讨论基督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罗马和中国，是一样的江湖。
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
白虎观会议便因此而召开，会议的结论则无关我们的痛痒。有关系的是会议纪要《白虎通》明确了一个重要概念，叫三纲。这个概念后来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成为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三纲五常。
这才是一件大事。
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义，还得再看罗马。
罗马的灭亡让人不解。他们有当时最不坏的政体：共和；最不坏的制度：法治；最可贵的精神：宽容。有此三条，便足以巍然屹立，为什么会亡呢？为什么他们在感到危机的时候，要乞灵于基督教呢？
换句话说，罗马文明缺了什么？
核心价值观。
那么，宽容不是吗？
不是。价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宽容却与追求无关。你宽容，就宽容；不宽容，就不宽容。它其实是一种态度、精神、境界，但不是价值，也不靠追求。
自由呢？自由不是价值吗？
当然是。
可惜，罗马人虽然追求自由，也崇尚自由，却没有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的旗帜上是鹰，君士坦丁之后则是十字架。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
法治与共和也不是价值，而是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和手段。问题是，罗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两种方式背后的价值，他们多半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法治与共和当作纯粹技术性手段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罗马人有当时最不坏的制度，却没有支撑制度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只能成功于一时，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可选择的只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当然也不错，因为有信仰。信仰的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