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中文网 www.liujiuzw.com,易中天中华史第二部:第一帝国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征服西南夷,一如亚历山大的席卷欧、亚、非。
汉武帝却雄心未已。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又三次派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匈奴。结果,第一次李陵投降,第二次无功而返,第三次更是全军覆没,连李广利自己也降了。
直到这时,汉武帝才算清醒过来。李广利投降的第二年,汉武帝否定了在轮台以东屯田的建议,下诏表示要调整对外政策,转移工作重心,史称“轮台罪己”。16实际上这份诏书是不能叫做“罪己诏”的(详见本书后记),所谓“深陈既往之悔”也只是史家的说法。汉武帝对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检讨和反省,更不会彻底否定和全面推翻。相反,两年后他指定的顾命大臣,则不但有霍光、上官桀和金日,还有桑弘羊。
桑弘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汉武帝政治路线的代表人。屯兵轮台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尽管这个建议被否决,却不等于过去的方针都被否定。只不过,汉武帝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和经济政策,都将面临挑战,桑弘羊则必须充当辩护人。
那么,桑弘羊又怎么样了?
政变与政改
桑弘羊是被杀掉的。
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和盖长公主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杀霍光,废昭帝,另立燕王刘旦为天子。消息泄露,反叛集团被一网打尽,燕王、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桑弘羊伏诛。
其实开始时,上官桀等人本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要干掉霍光。因此,他们伪造了燕王的奏章,告发霍光调兵遣将,在京师戒严,意欲谋反。
这当然能置霍光于死地,但奏章什么时候交出去却成了问题。依照当时的制度,大臣上书要写正副两份。尚书先看副本,然后决定是否上奏。霍光可是“领尚书事”的。如果他把奏章扣下来,那就前功尽弃。
上官桀的办法是打时间差,在霍光休例假时上奏。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汉昭帝说句话,就立即动手。这并非没有可能。毕竟,这时的昭帝只有十四岁。
然而昭帝却一言不发。
第二天,霍光上朝,走到画室就停住了。
汉昭帝问:大将军在哪里?
上官桀答:因为燕王告发他,所以不敢进来。
汉昭帝说:请大将军入。
于是霍光入内,摘下帽子顿首谢罪。
汉昭帝说:请戴上帽子。这封信是假的,将军无罪。
霍光问:陛下怎么知道?
汉昭帝说:将军前往广明(地名),不过例行公事,怎么是调兵遣将?就算调兵遣将,燕王怎么知道?何况将军真要谋反,也用不着那些校尉。
尚书们听昭帝这样分析,都大吃一惊。上官桀无法利用皇帝,只好铤而走险。
此案其实可疑。十四岁孩子就能识破的花招,能算是阴谋诡计吗?以桑弘羊之多智,又岂能赞同?如果这样的计谋都能得逞,那运气也太好了。
但不管怎么说,桑弘羊总归是卷了进去。那么,他又为什么要跟上官桀结成团伙反对霍光呢?
除了利益之争,还有路线斗争。
斗争在政变前一年就白热化。当时,霍光为了实行新政,利用职权从全国各地找来了六十多个儒家之徒(贤良文学),跟御史大夫桑弘羊讨论经济政策,公开辩论盐铁酒类应该国营还是民营,史称“盐铁会议”。
记录盐铁会议的着作,是《盐铁论》。
会议的记录十分有趣。
顾名思义,盐铁会议讨论的原本是经济问题。就算要抓根本,也该辩论国进民退是否合适,垄断经营是否必需,经济命脉如何掌握,等等。可惜儒家是不懂经济的,所以双方的发言简直是鸡同鸭讲。
比如桑弘羊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讨伐匈奴和保卫边疆都要用钱。既然国库不足,就得生财有道,总不能让前方将士饥寒交迫吧?
这时的正确回答就该是:换种政策照样有钱。
然而儒生们的回答却是:人间正道,贵道德而贱用兵。
匈奴野蛮,就该加紧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们,怎么能长途跋涉去讨伐呢?
意思很清楚:那仗根本就不该打。
这是什么话!仗该不该打,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吗?那是军事会议讨论的。
儒生们的回答,岂非文不对题?
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打匈奴,匈奴要打你。不出征,也不应战吗?如果仗要打,钱要花,又要取消盐铁酒类专卖专营和平准、均输,请问钱从哪里来?
儒生当然不会回答,因为他们根本就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就只能唱高调。儒生们说:会取胜的不打仗(善克者不战),会打仗的不带兵(善战者不师),会带兵的不布阵(善师者不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哪里用得着花那么多钱?
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清楚桑弘羊为什么要跟这帮逻辑不通的家伙枉费口舌。也许,是因为皇帝有诏书。也许,桑弘羊原本就有话要说。也许,他是要借此机会反戈一击,为汉武帝也为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辩护。
霍光却显然是要政改。当然,他并不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只是要改变某些政策法规。这倒也是必要的,因为汉武帝执政期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包括他的经济政策,也有问题。不改变,就不会有所谓“昭宣中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政策未改,舆论先行。这就是霍光策划这次会议的用心。至于那六十多个从全国各地找来的贤良文学,则是他借来打鬼的钟馗。
贤良文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汉武帝号称尊儒,其实重法。儒家则看似风光,其实被边缘化。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发言权,就必须借此机会夺回阵地,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为儒家争得一席地位。
盐铁会议变成了儒法之争,这是原因之一。
战端却是桑弘羊开启的。在听够了儒生们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后,桑弘羊忍无可忍。他愤愤不平地表示:稳坐家中不知挑担赶路的苦,说风凉话当然比干实事容易。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调不接地气,这样的人有什么用?
桑弘羊他们还说,尊儒以来,武皇帝察贤良,举文学,遍访民间,思贤若渴。然而选举出来的大中小儒,有一个能为皇上分忧、兴利补弊的吗?一个都没有!
这时,儒生们的积怨也如火山爆发。
贤良文学们说,这难道是儒家有问题吗?不,是组织路线有问题,干部政策有问题,舆论导向有问题。武皇帝要开疆辟土,故权谲之谋进,凶残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钱,故兴利之臣起。利兴则义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这个时候,岂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于是儒生们悲愤地说:难怪皇上身边尽是些投机取巧的家伙,因为我大汉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挥棒嘛!仅仅提拔一个公孙弘,管什么用啊!
,征服西南夷,一如亚历山大的席卷欧、亚、非。
汉武帝却雄心未已。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又三次派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匈奴。结果,第一次李陵投降,第二次无功而返,第三次更是全军覆没,连李广利自己也降了。
直到这时,汉武帝才算清醒过来。李广利投降的第二年,汉武帝否定了在轮台以东屯田的建议,下诏表示要调整对外政策,转移工作重心,史称“轮台罪己”。16实际上这份诏书是不能叫做“罪己诏”的(详见本书后记),所谓“深陈既往之悔”也只是史家的说法。汉武帝对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检讨和反省,更不会彻底否定和全面推翻。相反,两年后他指定的顾命大臣,则不但有霍光、上官桀和金日,还有桑弘羊。
桑弘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汉武帝政治路线的代表人。屯兵轮台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尽管这个建议被否决,却不等于过去的方针都被否定。只不过,汉武帝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和经济政策,都将面临挑战,桑弘羊则必须充当辩护人。
那么,桑弘羊又怎么样了?
政变与政改
桑弘羊是被杀掉的。
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和盖长公主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杀霍光,废昭帝,另立燕王刘旦为天子。消息泄露,反叛集团被一网打尽,燕王、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桑弘羊伏诛。
其实开始时,上官桀等人本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要干掉霍光。因此,他们伪造了燕王的奏章,告发霍光调兵遣将,在京师戒严,意欲谋反。
这当然能置霍光于死地,但奏章什么时候交出去却成了问题。依照当时的制度,大臣上书要写正副两份。尚书先看副本,然后决定是否上奏。霍光可是“领尚书事”的。如果他把奏章扣下来,那就前功尽弃。
上官桀的办法是打时间差,在霍光休例假时上奏。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汉昭帝说句话,就立即动手。这并非没有可能。毕竟,这时的昭帝只有十四岁。
然而昭帝却一言不发。
第二天,霍光上朝,走到画室就停住了。
汉昭帝问:大将军在哪里?
上官桀答:因为燕王告发他,所以不敢进来。
汉昭帝说:请大将军入。
于是霍光入内,摘下帽子顿首谢罪。
汉昭帝说:请戴上帽子。这封信是假的,将军无罪。
霍光问:陛下怎么知道?
汉昭帝说:将军前往广明(地名),不过例行公事,怎么是调兵遣将?就算调兵遣将,燕王怎么知道?何况将军真要谋反,也用不着那些校尉。
尚书们听昭帝这样分析,都大吃一惊。上官桀无法利用皇帝,只好铤而走险。
此案其实可疑。十四岁孩子就能识破的花招,能算是阴谋诡计吗?以桑弘羊之多智,又岂能赞同?如果这样的计谋都能得逞,那运气也太好了。
但不管怎么说,桑弘羊总归是卷了进去。那么,他又为什么要跟上官桀结成团伙反对霍光呢?
除了利益之争,还有路线斗争。
斗争在政变前一年就白热化。当时,霍光为了实行新政,利用职权从全国各地找来了六十多个儒家之徒(贤良文学),跟御史大夫桑弘羊讨论经济政策,公开辩论盐铁酒类应该国营还是民营,史称“盐铁会议”。
记录盐铁会议的着作,是《盐铁论》。
会议的记录十分有趣。
顾名思义,盐铁会议讨论的原本是经济问题。就算要抓根本,也该辩论国进民退是否合适,垄断经营是否必需,经济命脉如何掌握,等等。可惜儒家是不懂经济的,所以双方的发言简直是鸡同鸭讲。
比如桑弘羊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讨伐匈奴和保卫边疆都要用钱。既然国库不足,就得生财有道,总不能让前方将士饥寒交迫吧?
这时的正确回答就该是:换种政策照样有钱。
然而儒生们的回答却是:人间正道,贵道德而贱用兵。
匈奴野蛮,就该加紧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们,怎么能长途跋涉去讨伐呢?
意思很清楚:那仗根本就不该打。
这是什么话!仗该不该打,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吗?那是军事会议讨论的。
儒生们的回答,岂非文不对题?
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打匈奴,匈奴要打你。不出征,也不应战吗?如果仗要打,钱要花,又要取消盐铁酒类专卖专营和平准、均输,请问钱从哪里来?
儒生当然不会回答,因为他们根本就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就只能唱高调。儒生们说:会取胜的不打仗(善克者不战),会打仗的不带兵(善战者不师),会带兵的不布阵(善师者不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哪里用得着花那么多钱?
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清楚桑弘羊为什么要跟这帮逻辑不通的家伙枉费口舌。也许,是因为皇帝有诏书。也许,桑弘羊原本就有话要说。也许,他是要借此机会反戈一击,为汉武帝也为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辩护。
霍光却显然是要政改。当然,他并不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只是要改变某些政策法规。这倒也是必要的,因为汉武帝执政期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包括他的经济政策,也有问题。不改变,就不会有所谓“昭宣中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政策未改,舆论先行。这就是霍光策划这次会议的用心。至于那六十多个从全国各地找来的贤良文学,则是他借来打鬼的钟馗。
贤良文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汉武帝号称尊儒,其实重法。儒家则看似风光,其实被边缘化。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发言权,就必须借此机会夺回阵地,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为儒家争得一席地位。
盐铁会议变成了儒法之争,这是原因之一。
战端却是桑弘羊开启的。在听够了儒生们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后,桑弘羊忍无可忍。他愤愤不平地表示:稳坐家中不知挑担赶路的苦,说风凉话当然比干实事容易。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调不接地气,这样的人有什么用?
桑弘羊他们还说,尊儒以来,武皇帝察贤良,举文学,遍访民间,思贤若渴。然而选举出来的大中小儒,有一个能为皇上分忧、兴利补弊的吗?一个都没有!
这时,儒生们的积怨也如火山爆发。
贤良文学们说,这难道是儒家有问题吗?不,是组织路线有问题,干部政策有问题,舆论导向有问题。武皇帝要开疆辟土,故权谲之谋进,凶残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钱,故兴利之臣起。利兴则义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这个时候,岂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于是儒生们悲愤地说:难怪皇上身边尽是些投机取巧的家伙,因为我大汉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挥棒嘛!仅仅提拔一个公孙弘,管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