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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区描写，郁达夫勇敢直率的自我暴露出来，并对此些行为忏悔。而有时却又变得高大，如“他觉得自家好像已经变了几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样子”
沉沦里通过把主人公的猥琐和伟大的一面对毫无保留的刻画了出来，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尤其对于主人公内心在遇到罪恶时候产生的不断挣扎矛盾的心里刻画的非常细腻逼真。是继承了红楼梦的写实主义精神的，从而写活了人物，使得人物就在我们身边，就像在写自己一样。
沉沦中主人公由于性压抑因而产生了正常的性幻想、性紧张、性变态或性沉沦。这一观点与弗洛伊德性爱与文明中的精神分析结果不谋而合。这些性心理疾病在郁达夫小说中交替出现，层出不穷。尤其是关于性苦闷和性冲动的描写，更是比比皆是。
从他的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到最后一篇小说出奔，几乎每篇都或多或少地写到了性。如：追求爱的迷狂之中的受虐快感（过去）；纯粹的性欢乐（迷羊）；同性恋以及须臾离不开男人的女人（她是一个弱女子）；在善良的女工面前的性冲动（春风沉醉的晚上）；在山乡美景陶醉中的性想象（迟桂花）。这些大胆的描写，使得他的小说一定时期内受到了广泛的争议。
有人甚至视其小说为淫秽小说、色情小说。但是更多的作家却从中看到了郁达夫勇敢的一面。他的好友郁达夫在论郁达夫中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这句话是多么精辟的回答了他的攻击者们恶毒的语言。
五、对车夫、下层人民的同情
叔本华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可以分成三种：希望自己快乐，希望他人痛苦，希望别人快乐。他将这三种动机分别概括为利己、恶毒、同情，其中利己和恶毒是非道德的推动力，只有基于同情是真正的道德行为。郁达夫对于车夫下层人民的动机应该归为同情，他在薄奠中这样写：我不坐洋车则已，若坐洋车的时候，总爱和洋车夫谈闲话，想以我的言语来缓和他的劳动之苦；因为平时我们走路，若有一个朋友和我们闲谈着走，觉得不费力些。我从自己的这种经验着想，老是在实行浅薄的社会主义，一边高踞在车上，一边向前面和牛马一样在奔走的我的同胞攀谈些无头无尾的话。这一天，我本来不想开口的，但看看他的弯曲的背脊，听听他嘿嘿的急喘，终觉得心里难受，接着又写：我以为那拉车的又在和他的女人吵闹了，所以也就走了过去，去看热闹，一边我心里却暗暗的想着：“今天若他们再因金钱而争吵，我却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家里寄出来为作医药费的钱还没有用完，皮包里还有几张五元钱的钞票收藏在哩。这样朴素的情怀，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的高尚的灵魂。
六、自传性质和自身气质在小说主人公身上的再现
郭沫若先生曾记载了现实生活里的郁达夫一次特别的举动，笔者转载如下：
记得是1921年的夏天，我们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同到四马路的泰东书局去，顺便问了一下在五月一号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怎样。书局经理很冷淡地答应我们：“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我们那时共同生出了无限的伤感，立即由书局退出，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家，酒瓶摆满了一个方桌。但也并没有醉到泥烂的程度。在月光下边，两人手牵着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再看看薄奠小说的结尾：
车过顺治门内大街的时候，因为我前面的一乘人力车上只载着一辆纸糊的很美丽的洋车和两包锭子，大街上来往的红男绿女只是凝目的在看我和我后面车上的那个眼睛哭得红肿，衣服褴褛的中年妇人。我被众人的目光鞭挞不过，心里起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抗和诅咒的毒念，只想放大了喉咙向着那着红男绿女和汽车中的贵人狠命的叫骂着说：“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你们还看什么？”
真实里的郁达夫和小说里的郁达夫举动是多么的惊人的一致，其实这就是人们常常评价他小说的“自传体”写法。对于那些诬陷他、攻击他的人“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些大量的细节可以还郁达夫一个公道。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的性情与真实的郁达夫是一致的，因而他那“自传体”的写作风格也显得格外纯熟，甚至有时我们把小说中的郁达夫变成了现实里的他了。
七、零余者的塑造
作为中国现代“自传体”小说的开山鼻祖，郁达夫对于中国小说界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零余者”这一形象的刻画，英国有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哈洛尔德”；德国有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维特”；俄国有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奥涅金”在中国，第一个刻画零余者形象并贯穿小说创作始终的是郁达夫。
郁达夫笔下的“多余人”们的特征，也是属于中、上层知识分子（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才识、有个性，对现状不满，欲图振兴却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内心矛盾、冲突，最终走向颓废、甚至死亡。郁达夫在塑造“多余人”角色上，时常存在作者自己的影子。这与欧洲文坛情况是何其相似的。因此这类小说人们通常称其为“自传”这类主人公往往在爱情、事业上都遭到惨败。绝望之余，他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用”与“多余”“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对于教育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处境，抛弃旧的生活道路，这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郁达夫小说全集大都是描写“多余人”的一组形象，对当时文坛起了很大影响，掀起了写“多余人”的文学浪潮，如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等。
总之，郁达夫先生的小说是富于创新的小说。他对唤醒“五四”时期迷茫的知识分子，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如郭沫若所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少年的心！”他的人生恰如他的小说所写的一样，是富于传奇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禁区描写，郁达夫勇敢直率的自我暴露出来，并对此些行为忏悔。而有时却又变得高大，如“他觉得自家好像已经变了几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样子”
沉沦里通过把主人公的猥琐和伟大的一面对毫无保留的刻画了出来，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尤其对于主人公内心在遇到罪恶时候产生的不断挣扎矛盾的心里刻画的非常细腻逼真。是继承了红楼梦的写实主义精神的，从而写活了人物，使得人物就在我们身边，就像在写自己一样。
沉沦中主人公由于性压抑因而产生了正常的性幻想、性紧张、性变态或性沉沦。这一观点与弗洛伊德性爱与文明中的精神分析结果不谋而合。这些性心理疾病在郁达夫小说中交替出现，层出不穷。尤其是关于性苦闷和性冲动的描写，更是比比皆是。
从他的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到最后一篇小说出奔，几乎每篇都或多或少地写到了性。如：追求爱的迷狂之中的受虐快感（过去）；纯粹的性欢乐（迷羊）；同性恋以及须臾离不开男人的女人（她是一个弱女子）；在善良的女工面前的性冲动（春风沉醉的晚上）；在山乡美景陶醉中的性想象（迟桂花）。这些大胆的描写，使得他的小说一定时期内受到了广泛的争议。
有人甚至视其小说为淫秽小说、色情小说。但是更多的作家却从中看到了郁达夫勇敢的一面。他的好友郁达夫在论郁达夫中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这句话是多么精辟的回答了他的攻击者们恶毒的语言。
五、对车夫、下层人民的同情
叔本华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可以分成三种：希望自己快乐，希望他人痛苦，希望别人快乐。他将这三种动机分别概括为利己、恶毒、同情，其中利己和恶毒是非道德的推动力，只有基于同情是真正的道德行为。郁达夫对于车夫下层人民的动机应该归为同情，他在薄奠中这样写：我不坐洋车则已，若坐洋车的时候，总爱和洋车夫谈闲话，想以我的言语来缓和他的劳动之苦；因为平时我们走路，若有一个朋友和我们闲谈着走，觉得不费力些。我从自己的这种经验着想，老是在实行浅薄的社会主义，一边高踞在车上，一边向前面和牛马一样在奔走的我的同胞攀谈些无头无尾的话。这一天，我本来不想开口的，但看看他的弯曲的背脊，听听他嘿嘿的急喘，终觉得心里难受，接着又写：我以为那拉车的又在和他的女人吵闹了，所以也就走了过去，去看热闹，一边我心里却暗暗的想着：“今天若他们再因金钱而争吵，我却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家里寄出来为作医药费的钱还没有用完，皮包里还有几张五元钱的钞票收藏在哩。这样朴素的情怀，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的高尚的灵魂。
六、自传性质和自身气质在小说主人公身上的再现
郭沫若先生曾记载了现实生活里的郁达夫一次特别的举动，笔者转载如下：
记得是1921年的夏天，我们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同到四马路的泰东书局去，顺便问了一下在五月一号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怎样。书局经理很冷淡地答应我们：“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我们那时共同生出了无限的伤感，立即由书局退出，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家，酒瓶摆满了一个方桌。但也并没有醉到泥烂的程度。在月光下边，两人手牵着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再看看薄奠小说的结尾：
车过顺治门内大街的时候，因为我前面的一乘人力车上只载着一辆纸糊的很美丽的洋车和两包锭子，大街上来往的红男绿女只是凝目的在看我和我后面车上的那个眼睛哭得红肿，衣服褴褛的中年妇人。我被众人的目光鞭挞不过，心里起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抗和诅咒的毒念，只想放大了喉咙向着那着红男绿女和汽车中的贵人狠命的叫骂着说：“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你们还看什么？”
真实里的郁达夫和小说里的郁达夫举动是多么的惊人的一致，其实这就是人们常常评价他小说的“自传体”写法。对于那些诬陷他、攻击他的人“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些大量的细节可以还郁达夫一个公道。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的性情与真实的郁达夫是一致的，因而他那“自传体”的写作风格也显得格外纯熟，甚至有时我们把小说中的郁达夫变成了现实里的他了。
七、零余者的塑造
作为中国现代“自传体”小说的开山鼻祖，郁达夫对于中国小说界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零余者”这一形象的刻画，英国有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哈洛尔德”；德国有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维特”；俄国有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奥涅金”在中国，第一个刻画零余者形象并贯穿小说创作始终的是郁达夫。
郁达夫笔下的“多余人”们的特征，也是属于中、上层知识分子（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才识、有个性，对现状不满，欲图振兴却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内心矛盾、冲突，最终走向颓废、甚至死亡。郁达夫在塑造“多余人”角色上，时常存在作者自己的影子。这与欧洲文坛情况是何其相似的。因此这类小说人们通常称其为“自传”这类主人公往往在爱情、事业上都遭到惨败。绝望之余，他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用”与“多余”“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对于教育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处境，抛弃旧的生活道路，这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郁达夫小说全集大都是描写“多余人”的一组形象，对当时文坛起了很大影响，掀起了写“多余人”的文学浪潮，如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等。
总之，郁达夫先生的小说是富于创新的小说。他对唤醒“五四”时期迷茫的知识分子，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如郭沫若所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少年的心！”他的人生恰如他的小说所写的一样，是富于传奇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