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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途径。第二章表明，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常常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但在政治信念、行政管理和政府人事方面，它仍然表现出相当高的一贯性。这一章也从1912年遴选出4000万合法选民，到1947年制定出完整的民主宪法的过程，检视了民国中央政府对政治参与性与政治多样性的提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间社团和机构，一些商业协会与贫民组织的数量增长也极其惊人。到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超过1000种的日报、周报与月报在市面上广泛流通，它们通常在受到治外法权庇护的通商口岸出版发行。虽然存在不少滥用司法独立权和司法管理制度的事件——这些事件当时就引发了批评家以及政府官员的关注和公开讨论，但民国在法制改革方面的不懈努力，包括编撰成熟的法典、传播法律知识，都有助于促成更为开放的环境。总之，民国政府在政治治理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开放。第三章讨论到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受到优待的学生，是如何对他们生活圈子之外的世界发生兴趣的，而与此同时，边境的开放使得人们能够频繁地出入这个国家。其中一些人明显养成了一种跨越民族和地域界限的生活方式，比如长年在海外做苦役的中国移民，返乡后盖一栋新式住宅；一些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将学位论文用外文出版；那些长期在华盛顿或日内瓦工作的外交官回国后会选择在外国租界定居。当然，人口流动也是双向的，很多外国人并不仅仅是到中国参观游览，还会在这里安家落户。这一章第二部分描述了外国人群体是如何成为民国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且认为应当把他们看成是民国社会历史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四章从文化和社会层面考察了中国呈现出的世界主义的特征，因此也最为重要。边境的开放，不仅使许多人能够从这个国家迁入迁出，也让中国可以更积极地参加国际会议和制定国际公约。从航空电子技术到动物学，很多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与他们的外国同行相比肩，如几位拥有双语能力的律师就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法官。由于画报和广播节目传播着关于现代世界方方面面的信息——不论是新的农业技术，还是丝绸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波动，都让普通民众对他们生活圈子之外的世界相当熟悉。1900年后，很多新式学校不断涌现，这也刺激了人们睁眼看世界，即使是那些偏远的内陆地区的小学校，也为学生引介了一些伟大外国人物的生平传记，如林肯、华盛顿、拿破仑、瓦特、爱迪生，等等。当然，只有少数学生能像驻外大使和领事一样走出国门追求自己的事业，也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受到完整的教育。不过，由于地方精英、商会或外国捐助人，给政府机构、私人组织和宗教团体提供了资助，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因此民众受教育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在相对宽容的社会氛围里，宗教活动蓬勃发展，加上不存在对权力和知识的独占，文化领域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那么，经济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本书第五章并不是为了回顾涉及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观点，而是想强调，与其他时期被政权严密控制的经济活动相比，此时的经济活动相对而言不受政治的制约。一个在各个层面均保持开放的社会，能极大地促进技术的转移，如北京当地的工人制造卡车机身，以匹配进口的发动机。而在清朝衰亡之前，甚至就有比利时专家指导远在兰州的纺织厂工程师。由于形形色色的商品层出不穷，商品的自由流通不仅彻底改变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文化（比如橡胶鞋底的鞋和搪瓷脸盆），也刺激了高度多样化的地方工业融入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1870至1930年，中国经济并不是“停滞的”或“衰退的”，而是稳步增长，蒸蒸日上，即便在乡村也是如此。虽然企业的发展受到内战或地方官僚的阻碍，但即便在偏远的内陆地区，它们依旧在增长扩张。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很多人将开放性视为中华民国衰落的一个原因。然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批判的视角、运用第一手档案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质疑这种观点。当然，本书所描绘的显著进步确实并没有均等地泽被所有地区，但饱受战争蹂躏，衰弱不堪甚或被饥荒折磨的景象，基本产生于那些极度贫困的地区，因而是非常例外的，并非常态。一个贫穷的共和国家是否好过一个平庸的专制国家，这个问题可以进行争论，但革命前中国的多元化无疑应得到足够的关注。目前，全球化而非“革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印度和中国的主导议题。因此，民国时期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的共同经验，虽常被人遗忘，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途径。第二章表明，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常常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但在政治信念、行政管理和政府人事方面，它仍然表现出相当高的一贯性。这一章也从1912年遴选出4000万合法选民，到1947年制定出完整的民主宪法的过程，检视了民国中央政府对政治参与性与政治多样性的提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间社团和机构，一些商业协会与贫民组织的数量增长也极其惊人。到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超过1000种的日报、周报与月报在市面上广泛流通，它们通常在受到治外法权庇护的通商口岸出版发行。虽然存在不少滥用司法独立权和司法管理制度的事件——这些事件当时就引发了批评家以及政府官员的关注和公开讨论，但民国在法制改革方面的不懈努力，包括编撰成熟的法典、传播法律知识，都有助于促成更为开放的环境。总之，民国政府在政治治理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开放。第三章讨论到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受到优待的学生，是如何对他们生活圈子之外的世界发生兴趣的，而与此同时，边境的开放使得人们能够频繁地出入这个国家。其中一些人明显养成了一种跨越民族和地域界限的生活方式，比如长年在海外做苦役的中国移民，返乡后盖一栋新式住宅；一些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将学位论文用外文出版；那些长期在华盛顿或日内瓦工作的外交官回国后会选择在外国租界定居。当然，人口流动也是双向的，很多外国人并不仅仅是到中国参观游览，还会在这里安家落户。这一章第二部分描述了外国人群体是如何成为民国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且认为应当把他们看成是民国社会历史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四章从文化和社会层面考察了中国呈现出的世界主义的特征，因此也最为重要。边境的开放，不仅使许多人能够从这个国家迁入迁出，也让中国可以更积极地参加国际会议和制定国际公约。从航空电子技术到动物学，很多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与他们的外国同行相比肩，如几位拥有双语能力的律师就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法官。由于画报和广播节目传播着关于现代世界方方面面的信息——不论是新的农业技术，还是丝绸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波动，都让普通民众对他们生活圈子之外的世界相当熟悉。1900年后，很多新式学校不断涌现，这也刺激了人们睁眼看世界，即使是那些偏远的内陆地区的小学校，也为学生引介了一些伟大外国人物的生平传记，如林肯、华盛顿、拿破仑、瓦特、爱迪生，等等。当然，只有少数学生能像驻外大使和领事一样走出国门追求自己的事业，也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受到完整的教育。不过，由于地方精英、商会或外国捐助人，给政府机构、私人组织和宗教团体提供了资助，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因此民众受教育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在相对宽容的社会氛围里，宗教活动蓬勃发展，加上不存在对权力和知识的独占，文化领域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那么，经济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本书第五章并不是为了回顾涉及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观点，而是想强调，与其他时期被政权严密控制的经济活动相比，此时的经济活动相对而言不受政治的制约。一个在各个层面均保持开放的社会，能极大地促进技术的转移，如北京当地的工人制造卡车机身，以匹配进口的发动机。而在清朝衰亡之前，甚至就有比利时专家指导远在兰州的纺织厂工程师。由于形形色色的商品层出不穷，商品的自由流通不仅彻底改变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文化（比如橡胶鞋底的鞋和搪瓷脸盆），也刺激了高度多样化的地方工业融入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1870至1930年，中国经济并不是“停滞的”或“衰退的”，而是稳步增长，蒸蒸日上，即便在乡村也是如此。虽然企业的发展受到内战或地方官僚的阻碍，但即便在偏远的内陆地区，它们依旧在增长扩张。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很多人将开放性视为中华民国衰落的一个原因。然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批判的视角、运用第一手档案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质疑这种观点。当然，本书所描绘的显著进步确实并没有均等地泽被所有地区，但饱受战争蹂躏，衰弱不堪甚或被饥荒折磨的景象，基本产生于那些极度贫困的地区，因而是非常例外的，并非常态。一个贫穷的共和国家是否好过一个平庸的专制国家，这个问题可以进行争论，但革命前中国的多元化无疑应得到足够的关注。目前，全球化而非“革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印度和中国的主导议题。因此，民国时期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的共同经验，虽常被人遗忘，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